刑辩律师面对三难很无奈 职业形象跌至谷底(图)

　　“三难”让刑辩律师无奈

　　记者发现，就刑辩律师是否真的高危，业内观点不一。但“履职不畅”，已经成为刑辩律师们对自身工作现状的普遍抱怨，这集中表现在刑辩律师会见当事人难、查阅卷宗难和调查取证难这“三难”问题上，“《律师法》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2007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普遍反映，在某些地区，当地侦查机关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人数必须在两人以上；会见过程中，常有警察陪同；证件齐全，会见当事人也仍需经有关领导批准，有时迟迟无法获批，导致无法会见。

　　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一致认为，《律师法》的“见首不见尾”，是导致其流于文字、失于贯彻的主要原因。“一条完整有效的法条，必须有后果性规定作后缀，得规定有关方面违反这条规定将承受什么后果。但《律师法》只规定了律师有会见权，却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的会见权将承受怎样的后果。这样的法律规定，几乎等同于没有规定。”

　　与公检法双向互动

　　赵运恒认为，因为两点理由，某种意义上刑辩律师是公安机关“天然不欢迎”的人。

　　首先，律师的介入，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底气”。一旦刑辩律师介入，客观上就能给犯罪嫌疑人壮胆。律师通常会设法缓解犯罪嫌疑人的紧张情绪：“想开点，你的行为有可能不构成犯罪。”这便给公安机关的审讯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律师的介入，将使公、检双方受到专业知识方面的挑战，平添一只“拦路虎”。“如果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和法律辩护，最终说服法官判犯罪嫌疑人轻罪甚至无罪，公、检的面子可能就会挂不住——历尽千辛万苦逮到的人竟然无罪？这涉及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

　　当然，刑辩律师并不总是公安机关的“敌人”，他们之间有时又会出现愉快的合作，例如，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发现了公安机关此前没有发现的新线索后，可以向公安机关汇报，这有助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并非总是绞尽脑汁要把犯罪嫌疑人“往重罪里推”，他们是根据实际案情制定公诉目标的。“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检方长时间无法举出关键性铁证，而犯罪嫌疑人却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半载，按理说，法院此时可判无罪释放。但判无罪释放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公、检方的有关办案人员将因此承受极大的压力。法官平衡各方利益，往往判个一年半载——实际上相当于当庭释放。大家心平气和、皆大欢喜。”

　　在美国，法庭上更是允许存在合法的“交易”，人称“辩诉交易”。检方光明正大地告诉犯罪嫌疑人：“你现在涉嫌三项罪名，如果你主动招认其中一项，其他两项就免了。”

　　为什么给坏人辩护？

　　不少刑辩律师告诉记者，与“三难”等工作上的不顺相比，民间对刑辩工作的缺乏了解，才是他们职业荣耀感低落的主要原因。与“捞人”、“捞钱”等贬义词类似，社会上对刑辩律师还有诸如“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等低下的评价。

　　谈及刑辩律师的职业形象问题，许昔龙有件不得不说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邻居遇上许昔龙时问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许昔龙的律师给一个罪犯辩护，是不是你？”许昔龙回答“是我”。

　　邻居脸色骤变：“那些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啊，你为什么给坏人辩护？”许昔龙向他解释：“‘坏人’也有辩护权呀，辩护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可邻居就是无法接受许昔龙的解释。

　　赵运恒向记者透露了他与当事人之间的磨合：“有时候，当事人要求我做无罪辩护，根据案情，我建议做罪轻辩护，当事人有可能同意，也有可能不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多半得顺着他的要求去辩护，因为，律师是受雇于当事人的，得对当事人负责。”

　　“极端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控犯有甲罪，辩护律师调查发现他的当事人除此之外，还犯有公、检双方所不知的乙罪。这时候律师该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不仅没有义务举报当事人的罪行，甚至有相反的义务——有义务不举报当事人的罪行。否则，当事人将不再信任律师。只有基于以委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我们的司法制度才能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