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扩大消费需求要下“四副药”(图)

调整国民经济投资消费结构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制度

　　缩小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差距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刺激消费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我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但不同的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内需不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我国扩大内需的真正困难主要集中在如何扩大消费需求，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真正困难集中于如何扩大投资需求。

　　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需求是非常高的，从发展阶段而言，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期的经济正是投资需求增速最快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条件而言，我国微观经济基础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上政府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投资冲动，整个国民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大量的资源集中于投资。而我国的消费需求则由于多方面原因难以得到有效扩张。

　　首先，国民经济中投资增速与消费增速相互比例长期失调，过高的投资需求增速在长时期里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排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均实际增速在14%左右，远远高出世界同期水平。

　　其次，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限制了消费需求增长，从分配的总体结构上看，政府（财政收入）、企业（GDP）、居民（城乡居民收入）三大主体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是财政收入增速最快，其次是GDP增速，居民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尤以农民收入增速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分配的平等目标，同时影响经济效率目标，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其三，经济发展中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严重束缚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体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0%的水平。从消费方式来看，农民的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实物自然经济的特点，相当一部分消费并不通过市场购买而是自给自足；从收入的支出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家庭并不是单纯的消费者，同时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而农户的收入并不能够完全用于或主要用于消费支出，相当一部分收入是要用于生产支出；从生活方式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并未真正纳入公共财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农民所承包的耕地相联系，农民承包的土地不仅具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功能，事实上还承载着对农民的社会保障的功能，这就使农民的社会保障更需家庭自身承担，因此会影响其消费。我国现阶段城镇化率为45%左右，如果支持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占人口45%的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占人口55%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长期迟缓，必然构成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动力结构性扭曲。

　　其四，体制改革本身的历史变化，尤其是改革的核心环节逐渐从企业改革转向政府改革，转向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与公共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人们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强，尤其是使对社会共同保障依赖度高的低收入层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迫使人们增大强制性储蓄，以防止未来保障方面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风险，使现期消费受到抑制。

　　因此，中国扩大内需，真正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于扩大投资需求，而在于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不仅仅是直接刺激城乡消费，而是需要从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调整上，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制度上，从经济发展的二元性差距缩小上，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上等多方面入手。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