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问卷调查结果 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10年已经过去，下一个10年迎面而来。《财经国家周刊》就在这个节点，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创刊前夕，我们反复琢磨，送给读者一份什么“见面礼”？几经调查，一致的结论是，利用《财经国家周刊》丰富且高品质的智库资源，为与读者的“初恋”送上一份思想之礼，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专家的智慧果实，是能够做也最该做的一件事。
于是，我们联合《比较》杂志，举办了主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
50位有造诣的中国经济学家在我们梳理的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各类经济问题中，选择了各自心目中“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
首先告诉读者的是，经过统计，列前十位的问题如下 ：
1. 收入差距过大； 2. 垄断行业扭曲资源配置，国进民退，国企分红制度不到位； 3. 消费需求不足； 4.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督与约束； 5.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6. 中小企业融资难，税收负担重，产权保护弱，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受限； 7. 资源耗费过大，环境治理执行不力； 8. 由于年内货币供应量猛增带来的通胀压力； 9. 既得利益集团占有大量资源，造成资源难以合理配置； 10. 发展不平衡和不合理的城市化。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经济学家更关心、更重视的，是那些影响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结构性、本质性、长远性问题，是那些属于实现中国崛起愿景绕不开的问题，是那些与公众福祉、国家利益紧紧连在一起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当你静心琢磨之后，你不仅会品味到经济学家的敏锐，同样也会理解决策者的智慧。当对形势的判断、问题的理解趋于一致的时候，共同的认识，就会转化成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行动。在“十一五规划”走向完成，“十二五规划”正在酝酿之中的时候，人们期待着一个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福祉持续提高的发展思路，使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后10年的崛起之路，走得更加平顺、更加坚实。
参加问卷调查的经济学家名单：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参加本次调查的50名经济学家。
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吴敬琏、厉以宁、陈清泰、高尚全、张卓元等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政策擘画的大家，包括像胡鞍钢、周其仁、温铁军等这样活跃的中壮年经济学家，包括廖岷、陆磊、蒋云赟等这样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使得本次问卷调查兼顾了代际平衡。
在他们中间，有如海闻、韦森、张军、姚先国等这样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有郭树清、谢平等这样在经济一线岗位工作的“实务派”经济学家，有刘世锦、常修泽、冯飞、张立群等这样在政府高级咨询机构从事对策研究的“官厅派”经济学家，使得参加问卷调查的经济学家们的光谱丰富多彩。
平素学术见解可能相容或分歧或对立的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面对同一张问卷，做同题的回应，构成了一幅多元互补、兼容并包的思想风景。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常修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教授
陈清泰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陈 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冯 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高善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高占军 中信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
龚 强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管理经济与战略博士、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哈继铭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海 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 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
华 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兼产权研究所所长
蒋 云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波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
廖 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高级经济师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 磊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系教授、中国银河金融和中国银河证券独立董事
陆 铭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
万 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副院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谢 平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 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张 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赵人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深度启动发展攻坚战 “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结果分析报告 在中国认定的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段，整个国家的发展撞上了意料不到的大灾难。
2008年5月，一场汶川大地震搅动中国大地，之后，一场“酝酿已久”的国际金融大地震就在9月从它的震中地——美国爆发了。其带有强大杀伤力的震波，快速向全球传导释放。
一切都显得突如其来。“不确定性”一词，成了08年末、09年初频频出现的重要词汇。“不确定性”超出了中国能够自主驾驭的范畴，中国过去也没有遇到过直接打击自身经济的全球灾难。于是，不少人慌了，似乎天要塌下来。
“新世纪最为困难的一年”降落在公元2009年的头上。正阔步走在崛起之路的中国，不得不打响了一场极为艰巨的遭遇战。
一系列以“保8”为目标的“总价值4万亿”的宏观调控“组合拳”，密集出台、“限期实施”。365天过去，在全球经济还晦明不定之际，中国经济率先露出了“回升向好”的曙光。全球金融大危机，没能压制住中国崛起之势。
从恐慌不安到信心抚平，一年间的陡变，染上戏剧色彩。但初战告捷却容不得我们有任何喘息。因为：一个紧迫的机遇扑面而来。我们自己创造了率先回升向好。这对中国发展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拉平”了同一条起跑线，我们的起跑速度终于比别人快了一些。你会不会利用这个先机继续领跑？
一个紧迫的挑战不期而遇。金融危机扫荡后的全球，迷雾依然深不可测。毕竟，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了，有些比我们预计的要来的更快。远的不说，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就变了，有些近乎苛刻的东西，会让人感到始料不及。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应对方略吗？
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因素在变化，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由此，中国经济发展内生的因素又将出现哪些变量？这些看上去相当宏大、相当概念、相当遥远的问题，实际上都会演变成一个个活性极强的因子，沁入国家经济运行的心脏、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血脉。
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霾的当口，是个十字路口。放眼全球，需要冷静地、整体地思考一下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中，余下的后10年，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远虑必思，近忧要解，一切需要大眼光、大智慧、大战略。不要让我们自己创造的发展机会溜走。
度过了2009这“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面对着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要求，2010年怎样为战略机遇期的后10年开好头、起好步，怎样让今后五年、十年乃至更远的发展更加坚实？梳理一下当今中国经济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正是《财经国家周刊》和《比较》杂志对国内50名著名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的目的所在。
纵观经济学家的回答，他们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结构性、体制性、长远性的矛盾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林林总总，但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解决矛盾的基本面入手，换句话说，中国到了经济发展攻坚的关键时候。
我们也希望此次调查能唤起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利用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余下的后10年，推进中国崛起进程，展开一次集中的交流讨论。《财经国家周刊》将为此开辟专栏。联系我们（010—63077181），我们的邮箱是：。你可以为中国的崛起献计献策。
1 、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 对于当前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各类经济问题，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哪些问题才是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多强？
经济学家最关心、最重视的，还是中国经济中那些具有结构性、本质性和长远性的问题，比如资源分配机制、国企改革、政府权力、中小企业地位等；其次是那些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类型的问题，比如消费需求、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国际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对于那些更多属于“技术的”、“自然的”和“外部的”，短期内难以受政策控制和政策影响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则排在了经济学家关注视野的末端。
2、调查结果与中央的决策部署 调查结果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学家与中央决策部门对当前经济中所存在问题的认识相当统一。
本文列表对二者的看法进行比较。表中“经济学家”一栏中列举的是11月问卷调查时经济学家认为处于中国经济前10位的问题，另一栏中引用的则是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部署。
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严峻挑战面前，决策层与学界在众多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如此统一，体现了经济学作为实用之学的经世济民的特征，也为我们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带来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3、建言献策紧扣“改革”与“体制” 接受问卷调查的经济学家们，同时受我们之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38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些建议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一些建议具有全盘考虑、系统解决的特色，体现了个人对多个重大经济问题的全面思考，最多的超过了4500字。
“改革”和“体制”两个关键词，出现在绝大多数的建议中。经济学家一致认同的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才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推动整个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经济学家建言选登 对参加此次调查的经济学家们专门撰写的政策建议进行汇总，有近3万言。经济学家们深思熟虑后的落墨，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给人启示。限于篇幅，这些政策建议，本刊只能少量选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本刊来函索取这些政策建议的全文。
吴敬琏:落后体制的压制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就放在怎么增加需求。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的投资去增加需求，结果就使得经济结构里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抑制消费需求的增加。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那怎么才能增加消费呢？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还要回到生产中间。
我们宏观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一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所以你要增加普通人的消费，那么就需要在索洛重新阐释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索洛把后者叫做技术进步或者效率提高，舒尔茨把它叫做知识含量或者人力资本。你如果是不断地增加K。就是资本的分量的话，资本的收入的比重就会不断地增加，而资本收入不外乎两部分，在我们国家来说，资本大量的是国有资本，那就是国家的收入增加，另外一部分是私人资本，是比较富裕的人群的收入增加。
我们都知道，人越富裕，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越高。出路还是在于要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的比重。所以，问题又回到这个增长模式上去了。总之，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活动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厉以宁： 金融体制改革六项重点
当前各项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体制改革。
为了缓解当前一方面民间资本过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村普遍感到融资难的问题，以及为了防止再度受国际金融风暴冲击和适应外资银行纷纷进入国内市场的新局面，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大体上有以下六项：
第一，把民间资本引向组建新的金融机构。
除了已经采取的措施（如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重组，以及容许建立小额资本的村镇银行）以外，还应当容许民间资本建立地区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大银行不缺，小银行可能有较快发展，最缺的是民营地区性中等银行。大银行对大企业，中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
第二，商业银行及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公司治理结构。
商业银行既然已经股份化并已上市，就应当同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一样，及早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商业银行不能单纯考虑股东利益，还应当考虑存款人、贷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利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透明度应加大，便于得到内外监督。
第三，商业银行逐渐走向混业经营模式。混业经营模式是中国各商业银行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特别应发展资本业务，提高资本业务对银行盈利的重要性，同时适应广大客户的需求。
第四，农村金融应当有一个大的突破。
这里所谈的大突破，主要是指建立土地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容许农民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抵押，容许农民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面的住房抵押。至少，农民两套住房，或自建多层住房的。可以如此做。这样，农村经济就活了（现在宁夏自治区已容许农村信用社吸收农民承包土地存入，按时取利息）。
第五，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系。要防范风险，保护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第六，早日建立个人资信档案制度，保证金融安全。
其他建议摘要 常修泽：八字建议
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郭树清：三个建议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市化加速）；社会保障改革（城乡统一）；教育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治理结构和学生选择制度）。
陈雨露：实现无危机增长
1.我国应当将“实现无危机增长”作为未来30年的主要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2.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将实体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同时纳入调控目标体系之中。
3.管理金融部门的重点是资产价格周期，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无危机增长的主要风险之一。
4.国家应当尽快制定服务业战略发展规划。
5.2030年，国际货币格局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应当尽快研究货币与经济同步崛起的实现路径。
与此相联系，我国应当系统考虑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
哈继铭：仍面临欧美经济再次探底风险
2010年中国经济仍面临欧美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政策基调继续关注经济增长和调结构，以及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的态势，货币政策虽转为中性偏紧，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是“明紧实松”，以稳健为主。
海闻：取消第三产业准入门槛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就是以城市化为中心。从国外的经验看，经济起飞要基本完成，还将有50%的人口也就是7亿农民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对服务业的需求，是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的核心。
要发挥城市化的这一作用，关键是要通过改革进行两个结构的转变。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要取消第三产业中的准入门槛，向民营资本开放，比如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行业。二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政府不仅不能歧视外来务工者，而且要加强对他们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投入。比如我主张，政府的财政刺激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用来建设外来务工人员的廉租房和外来工子弟学校。
如果能做到这两个转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华民：人民币不能盲目推行国际化
在短期内，中国对内需要立刻对房地产市场加以控制，否则极有可能发生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机。对外人民币不要盲目地推行国际化，因为人民币事实上是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并且缺乏微观基础。
吴晓灵: 货币政策要转向中性
2010年中国要把工作转向用建立市场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具体来说，要理顺价格信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解决中国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加强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好有利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用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
给市场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和信心是货币政策能承担的任务，经济的复苏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内在发展动力的启动，货币政策要转向中性。
高世楫：推动健康的城市化
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落实政府依法履行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责。在政策引导和经济激励下，推动人口向沿海、沿江等经济发展潜力大、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迁移，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分布于经济产出和财富分布的高度一致，通过健康的城市化实现有效率、可持续、高度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同步完成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长期社会和谐。
黄达：中国经济总趋势没有悬念
中国经济决策，总的应持“自信、镇定、稳健、从容”的精神。中国经济较为快速的成长和相应的经济改革多条战线的持续推进，这个总趋势至少还将保持多年。由于经济较为快速的成长和经济改革的持续全面推进，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中必然矛盾迭出。具体矛盾的解决会有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陈钊：将市民待遇向常住人口覆盖
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模式，逐渐引入本地居民对当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考核；对于地方政府的重大政策举措，应进行事后的评价与问责；加快放松城市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市民待遇向常住人口覆盖；减少民间资本进入各行业的制度障碍，引导非正规金融活动使其合法化。
蒋云赟：使地方政府拥有与事权匹配的财权
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调整，现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低，而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专项转移支付多采用项目形式进行，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应该增大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实际上只要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即使像日本已经有《转移支付法》，“跑部钱进”的现象也不能杜绝，因此尽量使地方政府拥有和事权匹配的财权和财力才是根本。
万军：限制垄断部门的工资收入
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将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意愿，从而拉动国内需求。要对垄断部门远远高于社会总体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进行限制，防止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要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救济与扶持力度。
温铁军：警惕中产阶级热炒农地
中国上亿中产阶级人群追求自有资产保险投资的压力，近年来在向农村建设用地迫近。这是农地（以及小产权房地产）制度变革在农村静悄悄却被城里小资热炒的内在原因。另外金融过剩压力下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形成巨大债务链、也希望农地放开走向市场来摊薄地方债务。看来真问题在于如何对这种心照不宣却顾左右言他的讨论去伪存真，考虑在农地制度变革中如何切实维护村社与农民的双重利益才好。
陈清泰：形势较好也不应忽视国企改革
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不应忽视国有企业改革。重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关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对国有经济继续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依照《公司法》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何帆：开放服务业，创造新增长点
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首先应该调整汇率。因为汇率调整之后才能引导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汇率调整的难度最小，应先易后难。其次，应开放服务业，创造新的增长点，让经济增长能够保持较高的速度。服务业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提高就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是中国和国外谈判中可以增加的一个砝码。再次，应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敦促国有企业分红，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公共预算。最后，应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中国的长治久安。
廖岷：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轨道
我国应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发展轨道，调整国民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把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更多地科学合理地分配到民间，而不是集中于垄断性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使老百姓自觉地降低保障性储蓄，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要切实将注意力从外贸出口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来，适当调整、减少出口刺激政策，将补贴范围限于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产品内；把对内减税纳入积极财政政策范畴，对老百姓消费支出、民间投资实行大幅度税收减免和饶让，鼓励民间投资与消费；对财政投入、社会投资实行差别化管理，在严格准入标准条件下，引导民间资本更多进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社会福利、基础保障行业，提高公益事业普适性服务水平和不同层面的消费升级；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加大政府部门对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投入，增加对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和投机的税收，用于低收入人群住房补贴。
陆磊：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人民币升值并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在进口持续上升而全球总需求走出衰退尚需时日的背景下，买方主权是必然现象。2009年出口下降20%并未造成我国较大的经济困难，在2010年出口可望增长10%的基础上，在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都较低的情形下，逐步升值有利于进口却未必有损于出口，收益归于国内而可避免转化为境外收取的惩罚性关税，进口上升亦有助于提高贸易谈判筹码。当然，这一政策必须与调结构政策相配套，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进口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动而非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我们现阶段应该容忍较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并以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陆铭：劳动力自由流动需三个政策配套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更为有效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政策，但也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第一，土地制度一定要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那些需要更多建设用地的城市也应该同时接纳低技能的劳动力为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要均等化。第二，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要适度均等化，内地的大量人口流动到东部之后，要借助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改善内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第三个配套措施是要改变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未来，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的考核应该主要针对东部地区，而对于中西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重要。
龚强：80、90后独生子女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长期而言，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一个时期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80、90后的独生子女将在不远的未来，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长期增长赖以依靠的劳动力优势也将逐渐丧失。老龄化首先对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出了刻不容缓的要求。放眼长远，长期要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且通过有效地整治房地产市场和教育市场，以鼓励合理的生育。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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