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治时报
这一次，“钉子户”们找不到开发商谈判，因为负责征收的是“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作指挥部”；这一次，他们也无法找到地方政府来居中协调，因为“要拆你房子的就是政府”。
长沙市芙蓉区主导了一场领先全国的实践：在城市国有土地上征收房屋。一份于2009年7月实施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指导了这场实践。
政府征收：长沙东牌楼的哀与痛
□本报记者 刘 长
发自湖南长沙
白炽灯下，杨卫辉神情焦虑，眼眶中布满血丝。近1个月时间里，她已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事务——她的当务之急是，用智慧去拖延时间、用顽强意志去保卫自己那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
家中储藏汽油的消息走漏后，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征收指挥部）的人找她去谈话。
“他们的人问我，你年纪轻轻、长得这么好，干吗要做死的打算呢？”杨卫辉讲起当天的经历。有人接过话头：“你该这么回答——我不漂亮，唐福珍长得可比我漂亮多了，不一样死了？”满屋的居民们顿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屋里又是一阵沉默。
半年来，面对长沙市别具一格的“征收”实践，东牌楼的居民们目睹了一幕幕荒诞剧的上演。
征收，为了公共利益
“国家的重点工程、国防建设等需要才有征收，这里何来征收？”
2010年1月的东牌楼社区，犹如一个遍体鳞伤的老者。
白天，斗大的血红色“征”字无处不在，目力所及是满地的建筑废墟、生活垃圾和门窗尽毁的房屋；夜晚，这里少有人踪，偌大的筒子楼里一片漆黑……这个有着1005户居民的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社区的东半部分，如今已被蓝色的建筑围栏包裹，置身其间，犹如深陷兵荒马乱的年代。
无法想象，这里往南数百米，即是灯火辉煌的解放西路——曾创下洋酒芝华士单日销量世界纪录的酒吧一条街。而稍远些的南门口，民国时代便是老长沙的繁华所在。青年毛泽东为求闹中取静磨炼意志，就曾携书于此，用心研读。
居民袁冬梅的房子建于1947年，位于东牌楼社区中间偏北。安静的小院、宽敞的中庭、镂空雕花的窗户和麻石刻的门框，让“摄影的、文物保护的人，不知来了多少次”。
无论是患糖尿病的老伴和残障的儿子去附近湖南省人民医院就医，抑或女儿去附近的王府井商城上班，步行均在10分钟以内。能在闹市中享有这片宁静，袁家人均十分庆幸。
2009年8月5日早晨，袁冬梅发现，一夜之间，巨大的政府公告已贴遍了社区的各个角落。这个盖有“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大印的房屋征收决定，宣布了此次政府征收的三大目的：棚户区改造、环境整治、主次干道的道路给排水等工程的建设。
袁冬梅的邻居、每日早出晚归的工薪一族陈建农，在当晚8点回家后，才看到巷口的征收公告。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有问题！对城市里私人房产的征收，应该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国防建设等的需要，才有征收，这里何来征收？”
几天之后，年过7旬的袁冬梅目睹了一幕前所未见的场景：几名工人不由分说，在小院粉白的墙壁上，用红漆喷上了4个直径超过80厘米的“征”字。
袁冬梅百思不得其解：“征收和拆迁，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对方没好气地回答，“拆迁，有补偿；征收，那是你为公共利益牺牲。”“现在征收你的房子还给你补偿，那是政府照顾你们。”
“解放”棚户区居民
“东牌楼改造项目，是长沙市第一个实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新政策的棚户区。”
种种迹象表明，就在居民袁冬梅家雕花的黑色院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开之时，她所居住的城市正走入大规模改造的前夜。
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根据长沙市的统计，这座中部省会城市的二环线以内，还有着像东牌楼这样成片的730万平方米的旧城区，居住着18万居民。2008年底，在接受央视经济频道《献计中国增长》栏目访谈时，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如此表示：“如果能够把这18万居民从棚户区‘解放’出来，还可以产生很大一部分商品房需求。”
按照他的推算，1平方米棚户区拆迁可以产生1.5平方米需求，730万平方米棚户区拆迁，就可以带动千余万平方米的购买需求。2009年3月30日，长沙宣布，要在2009年开始的3年之内完成城区所有棚户区的改造。
巧合的是，3个月后，长沙市领先全国发布了一份名为《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的文件。文件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从2009年7月1日开始，该市城区内“国有土地上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若“需要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将一律实行该规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规定并未界定何为“公共利益”。2009年8月5日，谜底部分被揭晓——东牌楼社区的“棚户区”，成为首例新政策颁布后“公共利益”所需的征收对象。
一切真实地降临了，迈入9月份，东牌楼居民们开始闻到一股浓厚的“征收气息”：蓝色的围栏已将社区三面合围，写满宣传“棚改”、“征收”的大字横幅环绕四周，大字号的政府公告和红色的“征”字占领了社区的每一个显眼的角落，不断更新的、以编号形式印发的公开信，被不定期散发到各家各户。
被征收区域正中心位置，原来是长沙市司法局办公大楼，现在已变为征收指挥部的所在地。3个硕大的喇叭装上了大楼楼顶，分别面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每天早晨8点整，广播准时响起，一个雄浑的男中音以坚定的口吻，宣读着区政府的各类公告。
与之相配套的是竟日在社区内穿梭往返的、带有车载音响设备的“征收政策”宣传车，“棚户区改造，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声音，回荡在社区上空。
事实上，广播和公开信中提及的分段奖励的刺激措施，在此前国内拆迁中早已司空见惯，却依然在东牌楼取得了奇效：仅开始签协议的头三天，9月4日到9月6日，就有102户居民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征收推进“前所未有的顺利”。
“先征收，再对外公开拍挂”
征收指挥部讲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该地规划为商业用地，不宜大规模建设安置楼房”。
面对已弥散多年的集体主义氛围又一次重临社区，被征收一方的居民们显得茫然无措。除了部分居民们联合起来，向征收指挥部提交了一份请求“就地安置”的申诉书外，他们几乎想不出别的应对办法。
有人从长沙市发改委的网站上发现了一条泄露天机的信息。一份名为《长沙招商项目目录（2009）》的文件对东牌楼项目有如下描述：处于中央商务区商业圈，拟建大型购物商场、高档酒店、服务式公寓等——并无“安置住宅”的字眼，也与此前被广为告知的“为了公共利益，依法进行征收”形成鲜明对比。
一份比征收令更为详细的“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摆在了东牌楼居民面前——宣传已久的“棚户区改造”，突然变得面目狰狞起来：原以为浑然天成的就地安置，现在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将极有可能只得到少量的货币补偿，然后搬离这里。冲突，蓄势待发。
2009年11月9日，下午3点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狭小的店面里照料生意，七八个身份不明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将人拖出店面。
“来的人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搬我来帮你搬’。”紧接着，一群人冲进店里，将货架上的寿衣、香烛、纸钱通通装入麻袋运走。“也没有打收条，也没有说他们是哪里人。”
这一切似乎有前兆：就在3天前，征收指挥部曾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要求征收范围内的商户必须在3天内停止经营。穆明德对此毫不理会——这个经营寿服等丧葬用品的小店，是她家祖传的产业，停业即意味着断绝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当征收进入这一阶段后，穆和袁冬梅等社区的原住民，成为最为坚定的反对者。双方矛盾焦点逐渐汇集为一个问题：征收之后，究竟是产权调换，还是货币补偿？
对于居民们的申诉，征收指挥部的答复简洁明了：只能货币补偿。
“棚户区改造了，我们不能住这里，这还是改造吗？”穆明德无法理解。征收指挥部讲述了不能就地安置的理由：其一，“该地规划为商业用地，不宜大规模建设安置楼房”；其二，“该项目是先征收再对外公开拍挂出让土地，目前建设项目和动工期限都无法确定”。
而如果按照4000多元每平方米的货币补偿价格，原住民已无法在这片中心地带购置房产，唯有迁往长沙远郊。而对于类似房产同时是店面的居民穆明德家，问题则更为复杂。“有这个房子做生意，我们全家11口人，可以世世代代都不向国家伸手。现在要赶我们走，不是断绝我们一家人的生路吗？”
反对征收的最后一搏
“到了这个时候，哪个公证处为了这1000块钱公证费，敢过来帮你公证？”
没有证据表明，11月9日的飞来横祸与穆明德的反征收的立场有何联系，但在那天下午，当穆和家人闻讯赶来时，在长沙小有名气的“穆记寿服店”，已被上百名穿各类制服的人围个水泄不通。而此时，刚才还开门迎客的街道，此时只能听到众多商户们“乒乒乓乓”此起彼伏的关门声。
不速之客们绝尘而去。此后，社区内被征收范围内的商户们，再也无人敢开门营业。东牌楼越发沉寂。
12月13日，是高音喇叭的最后一次广播。这天，广播员一反常态，不再呼吁大家早日签协议领奖励，而是提醒留守的居民们，空寂的社区内需要“防止犯人藏匿”、要“防火防盗”。
这一天，居民杨卫辉也有了一种大势已去的感觉——90%以上的居民已签了补偿协议，她逐级上访到北京，又刚从北京回到长沙，并无任何收获。区政府专为杨家下发的“红头文件”，已在一天前送到了杨的手中——这份名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决定”的文件宣布，杨卫辉必须在文件送达之日起15天内腾空房屋，“逾期不腾空房屋的，将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当征收进入最后阶段时，不断有居民选择了放弃“抵抗”，签字搬离。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有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来到这里——像此前一样，抡起大锤，将房内的门窗悉数拆除砸毁。最终，整个单元已只剩下杨卫辉一家。
经过维权之路的洗礼，这个平日摆地摊为生的中年妇女，已能熟练地背诵《宪法》第十三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内容。但如今，在背熟法条之外，她还决定做更多的准备：全家已被动员起来，她和丈夫两人交替在家留守，“谁来都不开门”。
朝北的窗户是家里最为薄弱的地方，杨和丈夫用木板将窗户钉死。窗下曾是杨的卧室，现在专门把80多岁的公公从乡下接来，日夜躺在床上，预备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强拆者的破窗而入，以死相抗。
此时，居民与征收指挥部面对面的利益博弈中，已很少有人再去议论“征收”与“拆迁”的区别，但当谈判一次次不欢而散后，几乎快被人忘却的“征收”，又在这一时间跳了出来。
一次，一位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杨卫辉，最好把楼上已搬迁户家的水管锯掉，防止水管渗透导致房屋墙体开裂，那时房子将会被定义为“危房”。而一旦“被危房”，强拆就指日可待了。杨卫辉一听，马上表示要找公证处来，“让他公证我家房子不是危房！”
朋友这样提醒她：“这是政府征收！不是开发商拆迁！”“到了这个时候，哪个公证处为了这1000块钱公证费，敢过来帮你公证？”
寄望于国家立法
“这么好的砖，这么好的房子，再也不会有了。”
时间缓缓走完了2009年—— 一方面，这一年年末的“唐福珍事件”和“五教授上书”，成为东牌楼居民们热议的话题，并偶尔能带给他们坚守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征收”还是一路势如破竹，截止到2010年1月7日，超过千户居民的社区里仅有73户还拒绝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
留下的居民们把唯一的期待留在了拖延时间上，他们的假设是：只要挨过年底，开春就是“两会”，如果新的征收房屋的国家立法能在那时诞生，那么，“一切就有希望了”。
但目前的信息均显示，国务院法工委已经在着手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全国人大暂时并无着手立法的表示。
与之相映照的是，著名拆迁法实务专家、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到：“人们都关心国务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内容是怎么定的，但至今没人披露出来。好在湖南长沙出台了一部《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的政府令，我想这个文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国务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内容。”
按照王才亮的判断，东牌楼社区的居民似乎是最能预测未来的人了。
“长沙的这个规定，是先把土地收回来，然后征收房屋，那发生的事情就跟以前的拆迁一样了。”民间学者、古城保护专家华新民对本报记者表示，“地权被灭失，谈何保护房产？”
2010年1月11日，寒冬已降临长沙，整个东牌楼社区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据当地媒体报道：“长沙市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东牌楼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顺利”，“二期项目将在春节后全面启动”。不久的将来，号称投资40个亿、由香港恒隆地产打造的大型商业中心——长沙恒隆广场，将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此刻，东牌楼居民袁冬梅相信，自己祖屋已不可能保留到2010年春节。她唯一的心愿是，在强制征收之后，她能从祖宅的废墟上捡走几块青砖。“这么好的砖，这么好的房子，再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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