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4日，国贸地铁站报摊正在卖报。李广摄 “北京地铁禁售报纸”追踪 本报讯(记者李天宇)“地铁禁报令”政策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昨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地铁禁报令”政策的出台，在程序、内容和公共性上，都存在问题。
“地铁禁报令”之程序 “会议纪要成政策”不严肃 贾西津在详细参阅了近期媒体报道和相关资料后，首先分析了该政策出台的细节。
公开的报道显示，2009年12月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会商会，对轨道交通内报刊发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会后下发《轨道交通站内报刊发售问题会商会会议纪要》。今年1月4日，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给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下发了《关于轨道交通站内信报发放和停止销售其他报刊的意见函》，函中称按照《纪要》要求，除信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须停止一切在轨道交通站内报刊销售行为，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取缔在轨道交通内的报刊发售行为。
贾西津说，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会议纪要是指会议上的记录，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具有公共政策出台的合法性。该《纪要》的主要内容以函的形式，由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下发给地铁运营公司。这就意味着，一次会议的记录，不但可以作为政策去发布，而且执法机关可以以此执法。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上，如果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实行的话，这是很不严肃的。
“一个会议记录就能出台一个政策，而且能成为公安部门执法的依据，从而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贾西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要遵循法律程序的，只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政策和法规，才能走入民众的生活。
“地铁禁报令”之内容 “报纸名字进政策”不合适 “地铁禁报令”的理由是，站内售报容易造成拥堵。对此贾西津认为，从禁报令的理由到最终“只允许信报在地铁内发放”的结果，很多步骤上政府都替代民众做了选择。
贾西津分析，客流压力是否有必要减少地铁内的设施；报摊的设立是否和地铁内拥堵与安全事件有直接关系；是不是只有信报在地铁内的发放，才不影响客流拥堵？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论证并且拿出事实依据的。即使这些判断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相关部门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容上，也存在问题。
贾西津说，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容和语言，应该是具有一般性的，而把一个报纸的名字放在政策里，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从政府角度讲，是代替民众做了选择。
“如果其他报纸，经事实证明不会对地铁内拥堵和安全事件造成影响，也应该出现在地铁里。这不应是某一家报纸的"特权"。至于选择权，应该交给民众和市场。”贾西津说。
“地铁禁报令”之公共性 “政策是否征民意”存不足 贾西津认为，此事件中，政府某些部门对公共性的认识，似乎存在误区。公共物品的所有者，应该是公民。而政府相关部门，只是满足公民需求的服务者，而不是权利的施予者。公共政策的制定，则更应该以满足公民需求为前提。
她说，在地铁里对于民众交通、安全、文化的需求，怎样能平衡它们的利弊关系，相关部门应该有一个详实的调查数据，并将事实依据告知民众，政策出台前，应事先征询民众意见。而相关网络调查数据显示，仅8.43%受访者赞成“地铁禁报”，就证明相关部门在民意的征求上，工作不足。
声音 于丹：地铁读报应成一道风景线 认为读报是对阅读习惯的培养 听说“地铁禁报令”后，学者于丹第一感受是“惊讶”。她说，在东京和香港等发达城市，快速交通工具上大家捧着一份报纸，是彰显城市文化习惯的一道风景线。
于丹说，去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于丹说，实际上总理的期待，是对阅读方式和习惯的期待。现在，想让民众一下子跨越到全民读书时代是不现实的，而通往这个目标最好的桥梁，就是读报，对报纸的阅读，其实是习惯的培养。
于丹认为，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地铁不仅面对市民和游客，而且要面对着国际化形象，“我们(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市民的习惯，去尊重市民的选择与消费，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对于“地铁禁报令”，于丹的疑问是“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城市，是否也有同样的禁令。”
对于地铁内只允许信报发放，于丹表示，里面有作为普通消费者无从解释的事情。(记者李天宇)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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