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形象产生戏剧性变化 从丧家狗到“男一号”

　　丧家狗与男一号

　　——孔子形象的戏剧性变化

　　张丰乾

　　孔子越来越“牛”了，连电影界也按捺不住。“无需穿越宇宙就能找到爱”——这是新片《孔子》的一句宣传语，面对诸多质疑，该片导演表示，电影承载不了太多思想——是电影太无能，还是思想太高深？千姿百态的“孔子”，究竟哪一个更可信，哪一个更可爱，哪一个更可敬，抑或，哪一个更可笑……

　　在世界的精神领袖中，孔子身后的遭遇也许是最有戏剧性的。先秦时期，在《庄子》等道家著作中，“孔子”常常是被谆谆教导的对象，而墨家和法家则对孔子有严厉的批评。汉代以后的历史中，从被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到被百般凌辱的历史罪人，差距之大令人瞠目。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的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是没有宗教立场的哲学家；而西方的哲学家则又认为孔子只有一些伦理教条而缺乏哲学理论。在利益主导的市场意识下，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中的孔子成为迎合观众口味的“男一号”，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在孔子同时代的“外人”看来，孔子的栖栖遑遑，游走四方，更像“丧家之狗”。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六十岁时，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孔子独立郭东门”。有郑国人就对孔子的高足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尧与皋陶是儒家推崇的圣王，子产则是稍早于孔子的贤者。这个郑国人形容孔子的额头、脖子和肩膀都长得像圣贤的模样，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的三寸，说明孔子的上身比下身长，意在于讽刺孔子是不伦不类的“圣贤”。

　　但广为流传且颇有争议的是郑人接着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据实以告。孔子听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欣然笑曰”，并进一步解释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认为郑人对他外貌的描述是细枝末节，但是说他是“丧家之狗”，“很对！很对！”

　　孔子这里的“欣然笑曰”和“然哉！然哉！”并不仅仅是说孔子有很大的气量，容许别人称他为“丧家狗”；也不是说孔子在这里有所感慨，觉得自己无家可归，被郑国人说中；简单理解为这是“六十而耳顺”的例证也失之浮泛。

　　孔子为什么讲“丧家”？结合孔子的生平来看，他一生四处漂泊，确实像“丧家狗”。然而如果我们细读经典，就不难发现所谓每一次的“丧家”，当然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孔子主动的选择；或者说，孔子“被丧家”，恰恰是因为他的坚持。孔子当然有不可胜数的机会与各色权贵结成一体，沆瀣一气。但是孔子最欣赏的还是与青少年一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气象”；他认为简单的物质生活同样可以带来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后世哲人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就是在思想世界中的乐趣。

　　孔子的确非常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但他考虑问题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思想家的立场。政治家与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思想家对于君主没有忠实的义务；不仅如此，很多情况下君主还是思想家们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孔子的批评不是简单的斥责或抨击，而是充分了解他所到诸侯国的政治情势，以劝导为主。比如，“子见南子”，是因为南子对卫灵公有最大的影响力。这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妥协，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不理解，孔子只好发誓说，如果自己的言行背离了道义，“天厌之，天厌之！”

　　但是，假如一个君主的作为最终不符合孔子从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会主动地离开这个国家。因此，孔子的“丧家”不完全是他被驱逐，虽然有被驱逐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是孔子没有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君王，任何一个具体的诸侯国当成自己理想的家园，哪怕是鲁国。换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园不在当下，不在现实，而在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这里所说的“周”其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被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而在终极意义上了解他，信任他，给他使命的则是“天”。

　　所以我们可以把“丧家狗”的关键理解为在于“丧家”，而并非在于“狗”。那个郑国人显然有轻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会以为“丧家狗”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归宿。毋宁说，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归宿，才可以做自主意义上的“丧家狗”，而不把地域意义上或富贵意义上的“家”看得很重要——当然，寻找的过程是艰辛而曲折的。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句话其实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就具体的生活环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园”都不在现实世界之中，或许仅在于“世外桃源”或“无何有之乡”。倒是可以反过来考虑：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园的人，就不会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颠沛流离耿耿于怀。

　　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说出其中的“道理”；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讲的很多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孔子之为孔子，在于能够从生活和经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时又把哲理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和对经典的解释中。

　　孔子之为孔子，还在于他能把一些看起来粗浅的，乃至是粗鲁的问题提升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义的哲理，这一点在《论语》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也不错，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还问孔子现在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说明孔子不愿意以“藏”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卖出去）的机会以发挥自身价值。但子贡问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为富贵不可强求，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孔子最关心的是德性的修养，学问的讲习，向正义的靠拢，以及对于过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张“越穷越光荣”，也没有意愿“傍大款”—以为孔子靠学生出名，特别是靠最会经商的子贡出名，是比那个郑国人更粗陋的见识。

　　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个郑国人一样以“丧家狗”来嘲讽孔子；也不能认为孔子的反应仅仅是宽怀大量。他关怀现实，参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他并不是向现实祈求富贵，而是认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前身后为何那么多曲折。这种想法一方面比较功利，以为思想可以直接交换功名利禄或者安逸富足。另一方面也比较简单化，以为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任何人，无论怎样伟大，都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境况和遭遇，具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当事人的行动能力。思想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得失顺逆，而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绝望和放弃。

　　孔子之后的每一个时代，他都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褒贬，都说明孔子的思想内容具有恒久性。而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也不是浮光掠影，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对孔子的盲目崇拜固然不足取；但是，不去从“思想伟人”或“哲学圣贤”的角度理解孔子，那么他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心灵鸡汤”的提供者，或者是饱经沧桑的“男一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