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农民工如何解决好“退路” 新生代农民工怎样找寻到“出路”

　　——当前劳务开发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本报记者胡彦殊

　　2月4日，离虎年春节还有不到10天，当宣汉县团山村老一代农民工陆续回家之时，村里却有不少年轻人特意选择在此时登上南下的火车。当老一代农民工对曾经熟悉的“家”变得陌生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前途也感到有点茫然。

　　对此，省农劳办调研员李健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如何解决好“退路”，新生代农民工怎样找寻到“出路”，已成为当前全省劳务开发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回家，回到以前的生活？

　　团山村50岁以上在外地打工的有好几百人，对于这部分有强烈回家愿望的人，村主任张华文有些担忧：“回家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省农劳办副主任马绍兴称，第一代出去的农民工的务工生涯已接近30年，随着年龄的增大，原有的思想观念、技能水平已不再能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冲击，除了“回家”，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达州市劳务办主任黎广渠认为，农民工返乡后大致有四种选择：一是种地，二是养老，三是创业，四是就近务工。不少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原来之所以出去就是不想种地。至于就近务工，想找个稳定的工作比较困难。说起创业，今年已经55岁的巴中农民工陈立波的话颇有代表性：办一个养鸡场，少则花上万元，多则花10多万元，自己并不宽裕，也担心自己的辛苦钱投出去打了水漂。

　　李健说，他们调查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原先具备的娴熟的农业技能基本没有丢，他们更适合回归土地，但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农业，而是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进入到现代农业的产业链条中。

　　出去，出路是否会长久？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们在四川的劳务大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劳务输出大市南充市劳务办负责人提供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南充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已占该市农民工总数的一半。

　　马绍兴介绍，从2000年特别是2005年以后，全省加大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目前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现在他们能找到的工作相对轻松多了，钱也挣得更多了。”

　　20岁出头的宜宾南溪县农民工龚俊刚在家接受完简单的电子技术培训后，迫不及待地踏上南下之旅。新生代农民工在可能谋到一份更体面的工作的同时，也遇到了他们的父辈所不曾遇到的新问题。

　　首先是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换代，用人单位对技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川籍农民工以前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黎广渠认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学历还是眼界都较他们的父辈有了飞跃，但他们还没能完全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谋划长久的出路。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教授说，这并非是指政府为他们找好工作，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为他们做好就业服务，适时进行培训，培养适应现代需要的新型农民工。李健承认，在调查中发现，达州、巴中等我省劳务输出的大市普遍缺少高标准、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学校。

　　更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自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比起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都市梦更加美好，他们有包括情感、社会尊重等更多的需求，这从主观上更加大了奋斗的难度。

　　退与出，关键在城乡统筹

　　四川两千万劳务大军正在大换血，整体呈现出一种替换的态势。李健认为，看似平稳的新老交替其实充满着变数。以团山村为例，张华文告诉记者，这两年回来的人不少，有年轻的也有老的，但很多原本计划回家常住的，后来又出去了。

　　不确定的经济形势更加加重了这个交替过程的不确定性。成都金堂农民工王明远说，前年金融危机时，都决定回家养老，不再出去了，去年听说民工荒，又决定出去，出去后又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现在又决定回来。所谓“出路”和“退路”，并不是农民工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这是李健最为担心的。

　　黎广渠认为，农民工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几乎都有后顾之忧，促使他们始终在城乡之间徘徊。离团山村不远的石虎村去年回来的20多户农民工，都在宣汉或达州城里买了房子，不过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不愿意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以确保能继续享受国家各项优惠政策，这似乎可以为农民工徘徊的心态做个注解。

　　郭晓鸣认为，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不能进退自如，如果实现城乡的高度统筹，城乡享受一样的医疗、教育等待遇，那就不存在退路和出路的问题，但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明确，农民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

　　业内普遍认为，这对于消除城乡分割是极大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