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二代身份证语病“一代人”有责任

　　二代身份证语病“一代人”有责任

　　梁江涛

　　“狼来了！”在前天由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等举办的“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严厉批评当下汉语使用的混乱，已经由局部蔓延到了整体，由个人推及到了社会，由暂时发展成了长期。没想到，一张小小的第二代身份证，竟被汉语言专家们挑出了四个值得商榷的语病。(重庆晚报 2月7日)

　　“四大语病”一是“公民”与“居民”混用；二是“公民身份号码”中的“证”字不该省略；三是不应用“出生”来专指“出生日”；四是持有长期有效身份证的人其“有效期限”到“长期”一说不颇。

　　二代身份证出现语病，固然最初的设计者、把关者有审慎缺失之责。其实避免这样的低级错误，一点也不烦琐，它毕竟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无须请专家到现场搞咨询、当顾问，只需先将二代身份证的内容格式发到网上，征集网民意见和建议就可以了。可能根本用不着语言专家在网上露脸，一个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将上述语病给挑出来！当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语言专家洞若观火，一眼就看出了“四大语病”，而身份证的使用者、审验者、鉴别者，甚至每天都跟身份证打交道的专门人员楞没能瞧出毛病来？

　　二代身份证语病“一代人”有责任。这里的“一代人”既有家长、也有社会公众，更有教育者。曾几何时，母语被边缘化，此前上海众多知名高校取消语文只考试英语，引发争议；大学生语文水平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甚至低下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有的大学生写不好汉字，常用字都不会写，一篇小短文里错字连篇。在一次翻译资格考试中，有人竟将“富贵不能淫”译成了“Be rich，but not sexy(富贵，但不能性感)”。语文教育受到数理化和英语的排挤，折射出全社会在培养人才方面趋于功利化。母语教育的偏废和由此给国民素质带来的长远影响，不免使人联想到都德的《最后一课》。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委实是一种危机。面对随处可见的汉语字词使用错误，专家们感到“内心十分苍凉”，一代人都应感到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