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市中国加速转变 关键不只放开户口

　　中新网2月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步伐，仍需要以更大政策力度加以推动，向城市中国的加速转变，应该成为新的共识。实施积极的城市化，关键不仅是放开户口，更在于不分户口，普遍提供国民待遇，使得附着于户口的特殊功能实现均等。

　　文章摘编如下：

　　1月31日，中国国家通讯社受权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的连续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

　　通读一号文件全文，“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的资源要素进入农村，当然可以适当改善农村的面貌，特别是上世界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发展吸走绝大部分金融信贷，农民获得贷款越来越困难，对于发展农村极其不利。此次一号文件提供发展村镇银行，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希望可以缓解农村金融枯竭的局面，增加农村本身的造血功能。这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

　　同时还须指出的是，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步伐，仍需要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加以推动，向城市中国的加速转变，应该成为新的共识，在政策层面上需要体现出更强的紧迫性。

　　2500年的中国小农经济证明了，一家一户小农靠农业致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还必须跳出农村本身。通过城市化让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城里人，让他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扎下根来，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农民比例用了仅30年，就从50%以上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中国改革近30年，农村人口仍保持在60%左右，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不正常的。

　　未来中国农村发展方向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焦点。对农民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也有涉及。参照外国的经验，农民协会同样应该是中国乡村未来的重要组织形式。但事实上，中国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根本之处还在于农民的数量极其庞大，难以像日本、韩国的农民，以合作社或农民协会的方式那样组织起来。如果多数农民尚不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这样的合作社组织，事实上就难以获取很大的利润空间，相反却要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将发展农民协会和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重点的思路，目前多少还有些一厢情愿。

　　因此，笔者特别关注此次文件“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提法，这是中共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说明执政党开始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问题的关切。中国农村问题其实不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在原有的三农问题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农民工”问题，已经变成“四农”问题。

　　通过对农村的问题分析看，免除税费之后的中国农村，原有的急迫问题在减少。而大量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使得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现有的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新生代农民与他们父辈不同，他们多数受了中等教育即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是完全意义的工人，除了农村户口之外，他们身上并没有多少农民的元素，他们甚至不会耕作，因此，农村不可能是他们的归宿。

　　2010年的一号文件就此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一口径相对比较现实，并没有给人多大的惊喜，事实上各地的中小城市落户都在逐步放开。而且农民工在意的也不仅是在城镇落户，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而是能否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至于拥有农村户口也不是什么累赘，有农村户口，意味着可以另外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和耕地。

　　实施积极的城市化，关键不仅仅是放开户口，更在于不分户口，普遍提供国民待遇，使得附着于户口的特殊功能实现均等，包括向农民工子弟提供同等的城市教育，普遍向农民工提供保障住房，做到安居乐业。

　　应该从宽广和前瞻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打破户籍制度的樊篱，并给予农民公平的公民待遇，让他们成为城市公民，不仅是推动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它还制约着改革的下一步展开。如果实现不了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法治变革也难以提上日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法治政府是城市化国家的需要。

　　从第一个一号文件至今，“三农”依然是需要亟待求解的问题，中国的转型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今天的农村建设，不能仅仅把视野局限在硬件建设。只有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才是对农村建设的最大支持。历史已经具备了条件，步子应该大一些，魄力也应该再大一些。(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