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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大学老师难熬三关 不堪“全方位啃老”辞职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010年02月21日03:07
漫画 王云涛


  27岁的大学老师周红最终退了火车票,没有回家过年。因为她的领导去年拿到了一个社科基金,快结题了还没有成果,一着急就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托付给了周红。前一阵她又要备课又要监考又要批改试卷,还要承担辅导员的职责把学生们安全送走,这本书就像把骆驼压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得她嘴边长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们一听我在写书都很羡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现在后记的"致谢"里!”周红有些愤愤不平,“辞职”的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跳来跳去。

  笔者走访了几所大学,发现有些像周红一样的青年教师在给教授做“嫁衣裳”的过程中牢骚满腹。是现在的年轻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还是一些高校的环境不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让他们承担了太多工作和压力?

  工资微薄——辞职

  她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时还没有办好工资卡,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1704元。

  “月光女神”工资1704元

  许多、袁全和郑革,都是硕士毕业后到东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学工作的。他们同一年进校,如今时间过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他们说,工资微薄是年轻教师心理要跨的第一个槛。

  许多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好工资卡,自己的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1704元。

  “这个数字我一直都记得。”许多说。她用其中的4元零头买了两注彩票,“当时特想中500万元。”

  当然,“500万女神”没有光顾她,而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她的工资册上“待”了两年时间。除去合租的房租、水电以及必要的生活开销,每月都无余款。许多终于成了传说中的“月光女神”。

  不堪“全方位啃老”终辞职

  袁全和许多是大学校友,她的父亲是一家国企的领导,单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单位工作。但袁全总觉得从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长,“就像个木偶,在父母的指挥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选择,很没成就感。”她很傲然地凭自己能力进入高校当了老师,可以说在朋友圈赢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长,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资时,愣了半天,问,“领导,咱学校的工资分几次发?”半分钟后,大家一阵哄笑。袁全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她无法真正摆脱父母的羽翼,每月依旧要靠他们支援。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经算很优越了。她有一辆从母亲那里淘汰下来的蓝色宝来,却“从来没有自己加过油”。袁全的妈妈给了她张加油卡,每月还会自动往卡里充值。刚参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过着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

  每当看到媒体上批评大学生问心无愧地当“啃老族”时,袁全就特别难受,工作以后还要“全方位啃老”,实在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

  工作两年后的一天,在去学校的班车上,袁全听到坐在前面的两位中年男老师比较工资条上的钱数,两个人围绕其中一个人少了50元钱的取暖费的问题讨论了一路,“那抠抠搜搜的样子让我悲从中来,下车回家立马写了辞职信”。

  改变窘境——嫁人

  如果说年轻女教师能通过结婚改变命运,男老师怎么办?“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

  “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许多的妈妈一直教导她:女人有两次投胎机会,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很成问题,普通的商品房价格已是天价,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结婚从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渐渐找不到同住的对象,许多开始着急了:“发疯一样想结婚,甚至考虑过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好在“大学女教师”因为职业“工作体面、受人尊敬”,一直属于婚姻市场上的“绩优股”。频繁相亲过后,许多嫁给了当地一位国税局领导的儿子。他也在税务系统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还有一辆公车两辆私车。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不用再漂着了。”许多说。两个月以后,许多就结婚了:“丑是丑了点,看习惯了都一样。”

  青年男教师“优势”垫底

  跟许多可以通过嫁人改变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师面临着更多困境。来到这个城市4年了,房价已经翻了两倍,郑革依然住在学校不到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就这样一间朝北的潮湿小屋,学校每月还要从他的工资卡中扣除550元作为房租。这样一来,他每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还不够某些核心期刊的单页版面费”。

  在郑革的大学里有一个教师优势综合指标排序的规律:老年男教师、中年男教师、老年女教师、中年女教师、青年女教师、青年男教师。

  “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郑革说。

  翻身做人——考博

  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

  许多工作非常努力,读书期间就跟导师做过不少项目,可那个时候不论项目经费多少,都跟她“没一毛钱关系”。本以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事实上却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许多在一所理工学校工作,文科项目本来就少,申请标准也就更加复杂。

  “所有的项目都跟职称挂钩,随便一个项目的申请,起点就是副教授。”许多说。

  好几次也想过冲击青年教师项目,再一看青年的标准是50岁以下,“就一点儿希望没有了”。几次申报项目的不成功,让许多很受打击:“看来大学教师还真是跟‘国学大师’差不多的职业,拼的是谁‘活得久’。”考博又是另一个瓶颈。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许多所在的英语系,因为本科教学评估时期师资力量不够,一口气引进了9位硕士。现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基础教学工作,学校考虑这个原因,一直严格控制硕士教师报考博士的名额,“一年3个,按年限排队”,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队了,有了考试资格却没通过考试的,必须重新排队”。这样的压力让许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说,现在考博在导师那里也要排队,“两边儿都刚好排上号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心声:“苦行僧”也想还俗

  对于高校里一些年轻教师的牢骚满腹,已经人到中年的教授对他们颇不以为然。

  刘业,今年刚刚被提为教授,他说:“我们年轻时候一样一路为领导做嫁衣裳,给他们写书做‘学术影子’,都习惯了。现在的‘80后’教师,整天想着怎么快点出名,还没学会坐冷板凳。”

  好在郑革的性格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这样的说法并不影响他的心情。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回到学校教书。“相比社会而言,学校还是要单纯很多”,这也许是很多年轻教师虽有怨言但还甘守清贫的原因。

  他的学生像尊敬旧式知识分子一样把他视作“世外高人”。不过,对待这样的评价,郑革有时也会苦笑:“学生把我当成献身学术的苦行僧,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偶尔也会有还俗的念头。”

  本报文字来自《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刘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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