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大学老师难熬三关 不堪“全方位啃老”辞职

　　27岁的大学老师周红最终退了火车票，没有回家过年。因为她的领导去年拿到了一个社科基金，快结题了还没有成果，一着急就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托付给了周红。前一阵她又要备课又要监考又要批改试卷，还要承担辅导员的职责把学生们安全送走，这本书就像把骆驼压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得她嘴边长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们一听我在写书都很羡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现在后记的"致谢"里！”周红有些愤愤不平，“辞职”的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跳来跳去。

　　笔者走访了几所大学，发现有些像周红一样的青年教师在给教授做“嫁衣裳”的过程中牢骚满腹。是现在的年轻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还是一些高校的环境不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让他们承担了太多工作和压力？

　　工资微薄——辞职

　　她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时还没有办好工资卡，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1704元。

　　“月光女神”工资1704元

　　许多、袁全和郑革，都是硕士毕业后到东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学工作的。他们同一年进校，如今时间过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他们说，工资微薄是年轻教师心理要跨的第一个槛。

　　许多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好工资卡，自己的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1704元。

　　“这个数字我一直都记得。”许多说。她用其中的4元零头买了两注彩票，“当时特想中500万元。”

　　当然，“500万女神”没有光顾她，而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她的工资册上“待”了两年时间。除去合租的房租、水电以及必要的生活开销，每月都无余款。许多终于成了传说中的“月光女神”。

　　不堪“全方位啃老”终辞职

　　袁全和许多是大学校友，她的父亲是一家国企的领导，单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单位工作。但袁全总觉得从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长，“就像个木偶，在父母的指挥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选择，很没成就感。”她很傲然地凭自己能力进入高校当了老师，可以说在朋友圈赢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长，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资时，愣了半天，问，“领导，咱学校的工资分几次发？”半分钟后，大家一阵哄笑。袁全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她无法真正摆脱父母的羽翼，每月依旧要靠他们支援。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经算很优越了。她有一辆从母亲那里淘汰下来的蓝色宝来，却“从来没有自己加过油”。袁全的妈妈给了她张加油卡，每月还会自动往卡里充值。刚参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过着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

　　每当看到媒体上批评大学生问心无愧地当“啃老族”时，袁全就特别难受，工作以后还要“全方位啃老”，实在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

　　工作两年后的一天，在去学校的班车上，袁全听到坐在前面的两位中年男老师比较工资条上的钱数，两个人围绕其中一个人少了50元钱的取暖费的问题讨论了一路，“那抠抠搜搜的样子让我悲从中来，下车回家立马写了辞职信”。

　　改变窘境——嫁人

　　如果说年轻女教师能通过结婚改变命运，男老师怎么办？“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

　　“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许多的妈妈一直教导她：女人有两次投胎机会，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很成问题，普通的商品房价格已是天价，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结婚从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渐渐找不到同住的对象，许多开始着急了：“发疯一样想结婚，甚至考虑过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好在“大学女教师”因为职业“工作体面、受人尊敬”，一直属于婚姻市场上的“绩优股”。频繁相亲过后，许多嫁给了当地一位国税局领导的儿子。他也在税务系统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还有一辆公车两辆私车。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不用再漂着了。”许多说。两个月以后，许多就结婚了：“丑是丑了点，看习惯了都一样。”

　　青年男教师“优势”垫底

　　跟许多可以通过嫁人改变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师面临着更多困境。来到这个城市4年了，房价已经翻了两倍，郑革依然住在学校不到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就这样一间朝北的潮湿小屋，学校每月还要从他的工资卡中扣除550元作为房租。这样一来，他每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还不够某些核心期刊的单页版面费”。

　　在郑革的大学里有一个教师优势综合指标排序的规律：老年男教师、中年男教师、老年女教师、中年女教师、青年女教师、青年男教师。

　　“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郑革说。

　　翻身做人——考博

　　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

　　许多工作非常努力，读书期间就跟导师做过不少项目，可那个时候不论项目经费多少，都跟她“没一毛钱关系”。本以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事实上却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许多在一所理工学校工作，文科项目本来就少，申请标准也就更加复杂。

　　“所有的项目都跟职称挂钩，随便一个项目的申请，起点就是副教授。”许多说。

　　好几次也想过冲击青年教师项目，再一看青年的标准是50岁以下，“就一点儿希望没有了”。几次申报项目的不成功，让许多很受打击：“看来大学教师还真是跟‘国学大师’差不多的职业，拼的是谁‘活得久’。”考博又是另一个瓶颈。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许多所在的英语系，因为本科教学评估时期师资力量不够，一口气引进了9位硕士。现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基础教学工作，学校考虑这个原因，一直严格控制硕士教师报考博士的名额，“一年3个，按年限排队”，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队了，有了考试资格却没通过考试的，必须重新排队”。这样的压力让许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说，现在考博在导师那里也要排队，“两边儿都刚好排上号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心声：“苦行僧”也想还俗

　　对于高校里一些年轻教师的牢骚满腹，已经人到中年的教授对他们颇不以为然。

　　刘业，今年刚刚被提为教授，他说：“我们年轻时候一样一路为领导做嫁衣裳，给他们写书做‘学术影子’，都习惯了。现在的‘80后’教师，整天想着怎么快点出名，还没学会坐冷板凳。”

　　好在郑革的性格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这样的说法并不影响他的心情。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回到学校教书。“相比社会而言，学校还是要单纯很多”，这也许是很多年轻教师虽有怨言但还甘守清贫的原因。

　　他的学生像尊敬旧式知识分子一样把他视作“世外高人”。不过，对待这样的评价，郑革有时也会苦笑：“学生把我当成献身学术的苦行僧，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偶尔也会有还俗的念头。”

　　本报文字来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