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图)

　　编者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体力打拼到技能淘金，由“生存型”到“发展型”……他们不满足“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学会享受都市的繁华，也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开，以及社会保障、入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境遇正不断改善，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新生代农民工喜欢城市，渴望融入城市。虽然从身份上说，他们还是农民，但是，其中的多数，都不会也不愿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再回到农村，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可是，城市对于他们，却依然那样陌生。高企的房价，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城里人有形或无形的“另眼相看”……这些，让他们感到有些迷惘，有时或许还会感到有些“受伤”。

　　那么，城市该怎样敞开怀抱，做好接纳这部分人的准备呢？他们的家究竟在哪里？未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他们该作出怎样的抉择？

　　期盼“同城待遇”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

　　2月3日，安徽阜阳火车站出站口，吕侠伟拖着一个行李箱快步走出来。与身边一些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相比，他显得很轻松。吕侠伟高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技校，现在江苏昆山打工快两年了。由于工资不是很高，他选择住工厂的宿舍，每天就在食堂吃饭，只要几元钱。

　　“我在家是独生子，从小也没干过什么重活儿。我还是希望将来有一份工作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能，有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吕侠伟说。

　　在外打工，吕侠伟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希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完善。有了更多保障，咱们也好安心打工。”他说。

　　虽然在杭州创业小有成功，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湖南岳阳的彭哲也有烦恼。“比如看病，杭州本地人每人都有医保卡，而我们外地人却一定要全部自己掏。”有一次为追小偷，彭哲直接从家里的二楼跳下，右腿摔伤，花去两万多元医疗费，由于是外地人，他无法享受杭州的城镇医疗保险。

　　和每个“80后”一样，彭哲也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要融入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落脚点，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但中心城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房价，让他只能望楼兴叹。

　　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在广东打工的李晓玲这样期待。

　　李晓玲的家在湖南安化县乐安镇。2004年，她读完中专后南下广东，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如今已在企业营销部得到一个不错的岗位。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城市不仅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只有中专文凭，又没有一技之长，压力很大，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李晓玲说，“稍微有点差池，随时都可能下岗，还要面对和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却没有加班工资。她也曾想放弃这份工作，可更好的工作又在哪里？

　　她的内心有些“纠结”：尽管在大城市有种种不顺心，但毕竟已经适应了，无论如何，她更愿意留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闯荡。

　　身份认同存在困惑

　　“说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育才小学的学生们在课间休息（11月20日摄）。据悉，上海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比例3年来稳步提升，从2007年的57.1%，提高到2008年的74.36%。2009年秋季开学这一比例已经达到92.7%。到2010年，所有农民工同住子女将全部进入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享受义务教育。目前，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总数为42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36%。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

　　河南固始县的务工青年王大毛，就经常困惑于这些问题：“说我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连犁把都没有摸过；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许多打工者的奢望是周末能休息。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更多人希望自己被划归工人群体。可是，在总体上，或者说在很多方面，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老家河南驻马店的徐丽丽在郑州打了5年工，尽管她自己觉得已经融入郑州，可是“打工妹”的身份让她了无归属感。23岁的她现在迫切盼望找个好婆家，条件之一就是，对方一定要是郑州人。她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尴尬身份。

　　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特别是初中后教育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说到教育，在重庆打工的田汶鑫感触颇深：“孩子已经4岁了，转眼就要上小学。他现在是跟着父母在老家四川武胜，但将来会到重庆读书，这里的教育肯定比老家好。周边的学校我都去了解过，有免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稍微好点的学校，赞助费又太高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三个矛盾：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工资水平不高的矛盾，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公共服务的矛盾，社会上的歧视冷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处长彭家海说。

　　“未来的路，未必都在大城市”

　　回家，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城镇也可以有大作为　　12月10日，广德县供电技术人员在新杭镇农民工创业园为一家竹产品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为缓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安徽广德县先后开辟4个农民工创业园，简化行政程序，强化职能服务，为农民工创业和就业提供绿色通道。当地还采取政策扶持、服务推动等多项措施，帮助农民工创业企业顺利发展，目前创业园已吸引近3000名农民工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返乡就业。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前几天，郑小寒收到曾经打过工的广东东莞一家企业发出的邀请，但已经不愿再去那里打工了。他在家乡的一个花炮厂已经工作一年了。

　　郑小寒的家乡在湖南临湘县。8年前，他南下东莞，开始在异乡闯荡。通过努力，后来在当地一家大型摩托车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家企业遭受重创，面临停产，他不得不黯然返乡。

　　在临湘县就业服务局的帮助下，郑小寒凭借管理经验，在当地一家花炮厂找到了新的工作，而这家工厂的厂长李涛，也是一名返乡农民工。虽然花炮厂开出的工资不是很高，无法与沿海地区的薪酬相比，但农村消费低，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仍然吸引着200多名从沿海返乡的年轻农民工。

　　李涛说，他之所以看重新生代农民工，理由很简单：他们在大城市中，既积累了市场经验，又有一定的技能。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和郑小寒一样，当许多人选择留在城市的时候，也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家。

　　在湖南武冈县经营三轮出租车的王军曾在沿海地区打工。2007年中学辍学后，王军像村里大多数青年一样选择去广东打工，他从事的大多是重体力劳动，每月的工资也很微薄，只有300元。

　　2008年底，由于未能领到工资，没有凑足车旅费，他留在广东东莞。平生第一次在异乡过年，未免有些伤感，同时也让他思考未来的路。

　　2009年，王军回到家乡。正好赶上“家电下乡”，他买了辆三轮车，三轮车5000元，政府补贴了700元。“虽然三轮出租车的利润不是很高，但比我在外面打工肯定强。”王军说，“我们这一代农民工的路，未必全在大都市，小城镇也需要我们。”

　　为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岳阳市在汴河街打造了返乡农民工“创业一条街”，4个街区内共设160多个铺面，并出台了包括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小额贷款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市就业服务局局长姜继辉介绍，目前，汴河街的经营户由原来的64户发展到98户，就业人员也由620人发展到1000多人。

　　为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岳阳市还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政策。市医保中心主任易惠军介绍，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农民工个人不用拿一分钱。（记者余继军、邓圩、王伟健、曲昌荣、朱磊、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