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他们是我们的财富。”2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里，宁波一家用工企业负责人在站台迎接由安徽阜阳开抵的农民工专列时，面对镜头说。
在一年前，金融危机肆虐时，这些“财富”们，曾被当做包袱无情地“甩”出企业，赶回输出地。
“今天到了350多个老职工，还带来100多个新职工。工厂明天就开工。”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许多制衣制鞋、电子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拿着订单“等米下锅”，这个“米”，就是一直被视为“供给无限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裸泳”后发现：
普工稀缺
其实，“用工荒”（民工荒）这句“狼来了”已经喊了有些年头。因此，要说老板根本缺乏远见不太客观。
金融危机没了订单时，好多企业裁人，可那是在保留熟练工人、核心员工之后，大量裁减普工。这也是四五年来不时发生的“用工荒”留存下来的经验，一直以来，“荒”的是技工，技工难找，普工易求。在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约束的情况下，资本做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存“难”弃“易”，留住核心生产能力，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随手就招到人，生产立刻能恢复。
没曾想到世事变幻诡异，危机过后，“裸泳”的企业陡然发现，普工也难招了。“目前工人实在不好招，要是有人请及时联系我们。”企业“求人”的信息随处可见，而“普工稀缺”更是南方劳务市场的共同感受。
市场的冷暖，被统计数据所证实。2月1日发布的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深圳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为194.4万，求职人数仅为112.5万，求人倍率为1.72，即1个求职者对应1.72个就业岗位，用工缺口为81.9万人。
金融危机前，深圳每季度求职缺口约40万人，求人倍率均在1.28以上。相关人士认为，深圳的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据媒体报道，2月21日上午，在中国南方人才市场节后首场招聘会上，入场企业400多家，提供职位12297个，而求职者只来37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职位数上升53.71%，求职人数减少38.33%。
“抢人”战术：
借鉴高端人才的留人经验
人呢？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里蓄积的人，几乎都是从内地省份农村里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如今的去处，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
惠农政策感召下，回家务农了；打工几年有点积蓄，自己创业了；沿海“腾笼换鸟”产业转移，家门口也有就业机会了。
这其中，最让人始料未及的，恐怕是农民工代际转换带来的冲击。这些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条件、成长环境无法与城里孩子相比，但与自己的父辈相比，毕竟不一样，或高或低地还是“一辈比一辈强”，第一代农民工用自己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给后辈换来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更轻的生活压力，他们的择业观有了重大改变：工资高点、工作环境好点、福利待遇好点、个人发展空间大点。
“涨工资”不得不成为求人若渴的首选。这难免让人想到中国的另一个高端劳动力市场“海归”。
本世纪初，海外留学人员大量归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国内薪酬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与国外企业一起“抢”人时，有足够的竞争力。
人才争夺战在商场里常演常新，你来我往中积累了好多招数，总结下来，屡建奇功的主要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若情非得已，谁会愿意生活工作在被歧视的环境里？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当内地发展水平支付得起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时，发达地区不想办法留人，恐非可持续之道，不管待遇、事业还是感情，“留人”的温情早日普及早日受惠。
“未富先老”：
一个必须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状况，人口学家早有预测，因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性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在一篇题为《“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的文章中写道。
他在文章中还分析，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也就是“有钱”了，资本富裕时，因此，劳动力短缺发生时可由资本替代劳动，结果就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
中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在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发生，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未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未富”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先老”又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结果必然就是工资水平上涨。
有人由此担忧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如果自己和自己比，这些年来，中国的工资水平确实一路上涨，在阜阳农民工专列里，在外打工6年的杨雅琴说，工资已由最初不足600元涨到了2000多元，今年为留老员工，还推出奖励措施：合同满后续签一年，年底有1000元奖励。
工资增长，在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经济体里，是合乎逻辑的。可这样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状态怎样呢？
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认为，2005年，中国平均小时工资水平只是美国的3%。2000年到2004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年均提高20%以上，而中国平均小时工资只是年均上涨12%。
为了避免“未富先老”带来的负面冲击，蔡昉在文章中开出“药方”：最大化开发人口红利、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蔡昉提出，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时，劳资关系、政府立法都会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
为社会健康发展，我们期待这样的转变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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