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人口红利危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切

　　（中国聚焦）两会观察：中国现“人口红利危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切

　　新华网福州／成都2月24日电 （记者王丽丽　项开来　侯大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正经历着严重“劳工荒”的痛楚。这种“劳工荒”已并非岁末年初的季节性偶然现象，而是成为一种常态和必然，因为它已连续出现了好几年，且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官方数据显示，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缺口高达200万。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劳工荒”的另一大重灾区。

　　经济学家们表示，“劳工荒”持续加剧的背后是“中国人口红利危机”，它凸显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即将于下周召开。各方信息显示，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成为会议的最大热点之一。

　　观察人士预料，中国总理在会议开幕式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对今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并力争使其取得明显进展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并与就业问题紧密关联。

　　在广东东莞，企业岗位缺口约达20万个，其中对普通工人的需求占80％；在福建泉州，今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缺口将达15．3万个，比去年同期多出25％；在浙江温州，未来一年的产业工人缺口将达100万个。

　　而在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四川，很多人选择就近务工。曾在深圳一家工厂做过两年技术检查员的杨海波正在成都锦江区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主。“深圳的工资水平比成都高不了多少，我没有必要背井离乡数千里去那里打工挣血汗钱。”他说。

　　经济回暖使企业用工量迅速增加；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迅速扩增；沿海地区工资和福利水平过低对农民工缺乏吸引力；国家空前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政府鼓励农民就地创业，以及劳动保障制度的缺失，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多样化等等，是“劳工荒”的多维原因。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劳工荒”早在五年前就已显露，劳动力供不应求只是其表面现象，内在的诊断则是一种经济转型中的不适应症。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郭铁民也表示，“劳工荒”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一味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经济扩张模式就难以持续了。

　　中国各方面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正在形成高度共识。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开明说，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延续了这么多年，如今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但同时表示，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政府和企业对此要有长远打算，不能再搞权宜之计，“谁先升级谁先受益，谁也就占据竞争先机”。

　　为缓解劳工荒，东莞市政府今年准备划拨10亿元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加快传统技术改造。

　　与“劳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历史最高的630万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杨燕绥表示，企业“劳工荒”、大学生“就业难”，说明中国总体劳动力布局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从人口结构来看，“劳工荒”将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性的矛盾，但从劳动力总体供给来看，通过教育、分配制度以及社保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这个矛盾是可以缓解的。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们均对“劳工荒”背后的“人口红利危机”表示严重担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尽享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巨大的“人口红利”举世瞩目。而新一轮“劳工荒”已经为“人口红利”行将枯竭敲响了警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蔡昉的研究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已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开始不再上升。

　　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中国人口红利结束不可避免，中国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其延伸、平滑下降。这需要决策者制订长远的人口计划，以提升人力资本为目的的教育规划，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养老政策等。

　　“这些规划的制定不仅要纳入今年的两会议程，而是要纳入整个“十二五”规划，甚至着眼于未来50年的发展。”杨燕绥说。

　　“劳工荒”对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多个省市表示将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虽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倍，但美国劳动力的年均收入水平却是中国劳动力的30倍。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测算，1993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3．2％，但到2007年，这个比例却降至约50％，另一半则由企业和政府的收入瓜分。

　　另外，企业储蓄占GDP比重1992年为11．3％，2007年升至22．9％，而中国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却一直没有什么提高。

　　白重恩表示，“这些都主要缘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率的下降”。

　　蔡昉领导的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减弱。在工资水平上涨的同时，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仍可得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