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建房 是否冲击18亿亩红线问题

　　来源：CCTV-新视角

　　主持人：温老师，这次一号文件，12年来首次把城镇化作为主题，您认为这个大的背景是什么，是因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吗？

　　温铁军：提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的提法，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一定会出现城市化的趋势，所以早在80年代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城市化，讨论了差不多30年，人们终于意识到，城市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然会带来人口向城市积聚的这些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带来弱势群体承受极大的苦难这种代价，所以会导致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动乱，会导致很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尽管可以使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是是靠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实现的，因此中国是不是应该走类似的靠空间平移、城市贫困，来达到城市化率提高，和GDP指标提高的感觉差不多，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城市化的提出算是我们的软实力的表达，或者质实力这样的表达，其实是试图改变过去资本过分偏斜的项城市集中投入，因此带来的投资乘数效应，会使得其他要素也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流向大城市，而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要是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有导向的让资本向城镇，这样转向的投入，也会带来投资乘数效应，会就近短暂性的解决农民劳动力过剩，要有非农就业的机会，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90年代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当时就说，20世纪的三农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表现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和三次土地制度平均分配的改革，无论是49年土改和78年的大包干、还是98年的土地二轮承包，就是说战争期间半个世纪搞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后半个世纪和平年代搞的是土地重新分配，土地问题在20世纪应该是主要问题，21世纪主要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向哪？过去大规模迁徙这样的情况，其实使得无数的农民家庭受到极大的痛苦，今后如果能够有目的的向城镇倾斜，加强城镇基础建设的投资，加强城镇经济的活力，会带来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比城市大企业是6倍的多吸纳就业，这样就会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区域平衡的发展，会极大的降低区域经济系数，降低城乡的经济系数，当然也降低了社会总体收入的不平衡。这样使得我们在相对比较稳定的条件下，还会保持以投资来拉动的这么一种增长的效果，所以我说是一举多得的战略性的改变，因此我高度的拥护城镇化的提法。

　　主持人：但是刚刚您也提到了城镇化刚刚您说会加剧比如说贫富。

　　温铁军：城市化，我八成是化叫做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如果说城镇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又会因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或者以地套现，出现更大规模的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这样的不良倾向，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配套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如何以农民为主体，使农民成为城镇化主体，这样的政策思路。这个东西在城镇化提出的时候应该是相伴随提出的，在现在的政策文件中，我们看到了类似这样的政策提法正在浮现出来，但麻烦在于，这种提法很难为地方政府创造直接收益，也很难为地方政府结合的产业资本提高收益，所以尽管有这样的提法，但是受到利益结构多样化、利益集团左右绝症，影响实施这些方面的情况，受到这些情况的阻力很大。所以我觉得城镇化的提法是战略性的，但是从战役角度或者从措施角度，我们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

　　主持人：就是说可能上面得有些政策，像老百姓说的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唱到下面的时候就唱歪了。

　　温铁军：是啊，80年代从农村改革提出以后的老问题，都说是一号文件多过二号文件，多说歪嘴和尚念经，这都是好话了，我们把它叫做条块分割伟大步调，部门利益为条条系统，地方利益作为块块系统，条块之间的利益矛盾非常复杂，至今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调控机制，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主持人：您刚刚也说到，农民被城镇化，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言论，说农民其实很聪明的，他们虽然现在的生活来源是以打工为主，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土地。

　　温铁军：没错，我们最近的研究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文章好像还没发出去，我们讲的很清楚，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农户经济的一块零风险资产，农民是风险延误型的，因为他来小，往往是通过兼业化抗风险。他打工，其实是劳动力家庭组合投资的表现，他之所以能够在外面打工，全靠他在家里有一块无风险资产，提供基本的保障，所以无论是打工成还是打工败，回来总归有一块吃饭的地方。对于村社，之所以能够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也是因为村社的土地也是一块无风险资产，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东西，就意味着改变了整个国家，不仅是农户和村社，是改变了国家整个危机打击能力，且不可轻易对现有村社所有农户承包使用并且长期稳定的使用权，不要轻易动现在的农村基本财产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基本经营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如果一定要动的话，要经过慎重的试验，要有选择的在不同经济条件地区，有选择的开展实验，假定确实可以长期稳定，我们才认为可以动，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只是说这个国家要稳定发展，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大人口的一个国家，资源又这么短缺，怎么能够稳定的条件下继续能够可持续的有所发展。城镇化且不可又变成了一次侵吞农民土地资源，破坏农户的无风险资产土地作为农户保底的条件下的农民外出打工，赚取现金收益的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也不可破坏村社开展多种经营，发展村社经济，也是依托于有一块土地无风险资产。这些东西不能破坏，如果一定要破坏的话，就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试验过程来证明这个破坏的代价是小的。

　　主持人：但是现在为了城镇化提出来要让农民落户城市，这样一落户城市他的土地就没有了，是吗？

　　温铁军：不是，过去的时候，我记得90年代刚刚讨论农民进，那时候93年以后农民大规模进城发生了，那个时候讨论是不是让进城农民能不能能够在城市落户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农民也是人民不能拥有量份生产资料，他进城必须放弃在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我们说错了，农村土地是多功能的，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保障资料。如果在城里让农民完全得到跟城市人口平等的全保障，就是全过程的保障，生老病死有依靠，可以这样提。假如农民到了城里，跟城里认不是平等的待遇，所谓市民身份不备认同，这种现象仍然被现有的城市有所保护，谈让农民放弃土地资产这件事情为时过早。90年代一直吵到现在了，吵了十几年了，吵的结果是，最近这些年政策已经彻底放弃了那个说法，不再要求进城农民放弃土地，进城农民就是进城农民，进城农民现在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和城市市民相等的国民待遇。

　　主持人：城镇化这次里面提出来鼓励农民建房，是一号文件提出来鼓励农民建房，但是鼓励农民建房其实和地方政府，就是为了以后拆迁占用土地，会限制你建房，可能是不是会冲击到18亿亩红线的问题？

　　温铁军：不是，宅基地的建设和农民建房的建设，长期以来一直是比较具有村社内部化特征的政策，并不要求农民建自己的住宅用房必须经过城市的所谓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然后城市规划设计院等等，有这样一套像在城市里建一个房子，没有这套东西你是建设部分了的。农民往往是自建房，这次一号文件提出的有关的农民建房的政策，其实主要是为了促进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因此希望能够带动所谓现代建材下乡，有一定的补贴方式，使农民来购买这些现代建材，以扩大消费。这套政策我觉得可圈可点吧，有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但也有不利于农村环保的作用，很多地区农民建房越来越多的用钢筋水泥等等这些不可回收建材，结果将来会带来建筑垃圾无处填埋。你们都知道，北京现在还剩4年，就是北京所有的垃圾填埋没地方埋了，我们说北京如果还犹犹豫豫不搞垃圾分类，比如有机垃圾应该生物化处理，如果这些东西都不上，还继续用混装填埋这种方式，北京就受不了了。如果我们把农村的建筑也都搞成了钢筋水泥，将来再有规划调整的时候，是不是大量的垃圾无处填埋、无处堆放嘛，大城市垃圾的40%就是因为这些年城市建设过快，40%的垃圾是建筑垃圾，将来农村也这样会很麻烦，耕地的减少办，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所以我才说这项政策可能短期有效，长期看早点调整为好。

　　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扩大内需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去年开始我们是家电下乡，还有其他一些补贴，都是为了扩大内需，但是据一些媒体、一些学者调查，这个扩大内需的过程可能是肥了那些企业，对于农民来说内需作用并不影响。

　　温铁军：这是一块我们多年来的心病造成的一个现象的问题，现象看来是各种中间商，包括某些不法的官员吧，在这里边上下其手，转化为贪污腐败，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现象说明背后根本问题是，所有的监督制度、纪律制度等等这些，就是说现代制度，对这种问题看来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我说最主要问题是农民缺乏组织化，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合作社建设，让农民的合作社直接进入第三产业，就是说把国家的有关有利于农村消费的政策，这些优惠定项的去给合作社，那合作社他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假如说我们合作社是可以规范的制度环境，其实我们看今年的一号文件，给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是主张让合作社可以搞金融、可以搞购销、可以多种经营等等，其实是把合作社跟三产更多的结合。我们看得到的经验，就是东亚的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只要是小农经济，或者叫做小农村社制经济，作为经济基础，所采行的政策体系一定是通过综合性的合作社，来稳定农村社区，来帮助农户在三产领域中获利，因为三产获利的条件比二产好，二产获利的条件比一产好，因此就会有不同层次的要素重新定价，就会有定价的收益被谁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合作社建设，来让农民合作社三产化，就意味着将来的国家刺激农村消费政策可以通过合作社来贯彻，它的收益主要被农民所有，就是被社员所有了，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所以这块心病，之所以人们老是好像在这个问题，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欲言又止，是因为当年小平同志有过一个说法，就是搞什么也不能搞农民协会，我们现在看，再不搞至少基层应该允许农民发展多种功能的经济组织。为什么说到时候呢？是因为十七大强调了生态文明，现在政策导向叫做民生新整，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多功能农业，多功能农业需要多功能载体，不是浮在半空中我们只给了一个战略就能够落实得了的，你的组织载体一定是综合性的合作社。我说东亚为什么不问意识形态、不问体制、不问制度、不问领导、不问政府，都搞的是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为什么都是这种体制？就是因为能够有效的帮助小农化解大量发生的市场外部风险，通过内部化，可以低成本的、低交易费用的化解掉很多外部性，所以本身这是合乎正常发展逻辑的政策安排，也是农业多功能性多功能的组织载体。因此我说早一点把小平同志当年的担忧，因为刚刚过了89、64，担忧会出现不稳，所以早点把担忧放下，我们看看今天的客观需求。所以我也希望各界理解，让农民合作社三产化的获利这样一个模式，为什么让社会各界理解呢？现在拿这个心病说事的其实不是政策部门，拿这个心病说事的是利益部门，有相当多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保险业资本、其他产业资本等等，他们不愿意看到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占有政府的政策优惠，来跟他们竞争，这在日、韩也同样，大家都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向政府反复抗议，说为什么你们允许农民合作社进入我们经营的产业，他得到这些政策优惠，政府回答很干脆，因为他是农民，因为他承担的是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承担的是所谓人类安全，你承担吗。所以在这种安排上，我说东亚社会是一个类型，唯独我们不这样，这个局面再不改观已经说不过去了。所以我才说，看到今天所谓消费政策出现的这些问题，大家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把问题的本质讲清楚，本质就在这上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第三产业交给合作社，反而是方方面面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背靠着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的限制农民合作社的土政策，还是二号文件管一号文件嘛，所以我说这个现象大家要把事情本质说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

　　主持人：如果达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用中央政策每年都投资增加那么多的惠农资金。

　　温铁军：我前不久去日本，跟日本中央农林金库的负责人聊，他们说的很清楚，我们现在日本这么大的金融总规模，38%左右是非正规金融的，其中有很大的份额是日本中央农民金库和日本JA系统，叫做农民信用联合，农民信用协同组合，是这部分在运作，就是说大量资金是在农村内部运作的。我们现在之所以这么大的政策压力，要求商业化的金融去运作农村信用工具，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无外乎就是，因为你没有做那件事，所以现在逼着已经商业化的金融去做那件事他做不了，所以我很替商业金融部门的这些同志们，替他们抱不平，不是他们的事，也不是他们的问题，现在板子打在他们的屁股上，人家怨啊。所以你只要把综合农协搞起来，你把金融、保险、流通等等多方面的三产功能赋予了农民合作社，他自会合理运作。如果你说我组织，我让你搞合作社，但是你只许搞没有效益的农民生产，那谁搞啊，办一个垮一个不是嘛。而且我们早在80年代，最开始我们对外开放的时候，我当时做合作社研究的时候，世界银行请来的著名的合作社专家，就反复的告诫我们全球范围的合作社搞生产的95%的都失败，因为几乎没有利润，凭什么说允许你搞合作社只允许在没有利润的领域搞，什么道理。看似惠农，但是本质问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的，当然不寄希望于所有领导都了解内在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了解，政策部门应该考虑。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提供的这些政策建议，上级还是应该考虑的。借你们这个媒体，咱们把这个本质问题提出来，我们就说，如果不发展综合性农协，如果不把三产交给农民、交给合作社，跑冒滴漏、贪污腐败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主持人：就是说中央再投入作少资金。

　　温铁军：不管有多少政府的好意，你想把它变成落实，中间有相当多的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部门左右所谓三农新政，利益部门蚕食三农新政、利益部门吞食三农新政的现象一定比比皆是。所以永远只是出台治标的政策不去治本，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了，不应该是永远这样的，至少大家本质问题看的很清楚。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疑问，这几年，您看惠农资金从06年开始逐年增加，但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温铁军：还得说一句，你看到的只是最近4年，所谓惠农资金增加只是这4年的事，因为我们从06年进入十一五，06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并且放成八大战略之首，然后从06年加强新农村建设投入，02年年底提出，延宕了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06年真的变成了三农新政是一手免除农业税一手增加农民投入，才开始使农村状况有所改观，太不过3—4年的时间。而大量从农村提取，完成产业资本形成过程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过程，期间只有80年代对农民放了一些好政策，因此出现了农村的消费大幅度增长，内需拉动整个经济出现黄金增长的局面，80年代出现过黄金增长，现在我们又开始，用一号文件代表，我们不断的向农村出现惠农政策、增加投入，但是别忘了你可以拿了半个多世纪，刚开始给，怎么可能寄希望于3、5年改观呢，是不是也应该继续革10年以上，才有可能有改观的基础。如果能继续半个世纪以来，就像日本用日本的三农政策保护农民利益保护了100年，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出一个至少先保护他10年，如果有可能希望你保护20年，假如再有可能希望你保护50年，如果保个50年农民面貌如果不改观，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才能说这个政策有效没效，不能说拿了50年才给了5年，就说这个政策有效没效，什么人这么说话啊，有脑子没脑子啊。我不认为这些人是学者，我认为这些人背后有利益集团在那左右着，所以我刚才在会上特意把商标撕下来，我不代言，我只告诉你客观实际是怎么回事，本来历史应该什么样。

　　说到这儿忘了我应该微笑，这些话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只有微笑的时候批判性才会减弱。

　　主持人：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关于今年两会。因为像城镇化这个问题，我认为会成为两会的热点，您觉得今年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什么？

　　温铁军：我从不对两会寄希望，为什么呢？两会是富人俱乐部，两会里边没有弱势群体，你让他怎么能够作出综合平衡、统筹协调的导向。我从来不对两会寄希望，除非按人口来决定票权，到现在为止农民还不是4个人一票呢。假如真的讲政治改革，从基本权利入手啊，什么情况下这种毛病存在呢？比如说美国，黑人没有基本人权，是在越战，当小个子亚洲人把大个子美国人打的不行了，才允许黑人真正在一线参战，以前一直到二战的时候，黑人都是打杂的、刷碗的、擦皮鞋的，在越战中黑人因在战壕里平起平坐了，因此才导致国内而人民权运动的起来，到70年代他才基本上得到了权利。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了，农民一直是被损害的，我们不好这么说，但确实你是半个多世纪从农民那拿。现在说要反补了，是不是也农民的政治权益一直反补给农民，让他们有同样的投票权利，同样的政治权益，让国民待遇真的是阳光普照了，咱们再说能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结构的两会，现在我没法对两会寄希望。

　　主持人：农民落户城镇，让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落户。

　　温铁军：我说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结果。

　　主持人：因为城镇化今年刚提出，也是第一批。

　　温铁军：早就提了，不是今年提的。

　　主持人：今年是重点提出。

　　温铁军：今年有一个特殊的提法，城镇化的提法早就有了，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强调了要有配套的投资政策，以前我们说城镇化也说过，但是从来都是投资向大城市倾斜，你再讲我们现在有3千个左右的县级城关镇，我们每个县级城关镇，应该说一个县内大概有3—5个中心镇，大概有1万到1万5千个左右中心镇，请问这些镇何曾得到过倾斜性的投资，因为你的投资规模过大，所以你看得重那些城镇的基本建设投资嘛，所以现在为止城镇化的提法有，但是真正的配套政策没有。我们为什么强调城镇化，是因为城镇离农民最近，因为城镇化会带来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会6倍于大企业的就业，而这个就业又主要是农民的就业，因此我们说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就业靠短暂性就业。就像我们说食品安全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短链食品的流通，你离的越远越不安全，当你用保鲜措施的会带来进一步的毒化。短暂性的就业其实是农民最根本的就业，假如我今天上午在镇上的就业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丢了工作，中午就骑自行车回家吃饭了，现在农村基本建设已经普及开了，到村的公路基本上98%通了，一个电话打回去我中午回家吃饭，我就回去了，家里面只要保障农民有一份无风险资产，这种农民既有在村社基本经营的基本条件，又有外出条件获取现金收入的条件，这种情况会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所以我说城镇化这个提法好，希望各个有关部门多多少少放弃一点部门利益，真的把投资向城镇化倾斜，真的去发展县域经济，这样我觉得才有利于农民长期稳定的福利改善、收入增加等等，有利于农民国民待遇的获取。

　　主持人：您看今年改的重点应该是在哪一块？

　　温铁军：首先我得强调，我更看重一号文件的是看种一号文件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的重要提法，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两型农业，两型农业是2020年的目标，现在只剩下10年了，这10年能不能把现在的高污染的、高耗能的农业改造成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后10年政策是否对路，因此今年的一号文件最主要的是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发展减排的或者是零排，而其实农业本来不是低碳经济，农业本来是个吸碳经济，40年前农村没有污染、没有废弃物，不像今天满大街都是垃圾，到处都是污染，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农业从原来的所谓吸碳经济变成现在排放经济，现在变成接近一半的排放是农业排放，这种现象和我们4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史相比只是40年，因此农业是最低成本的生态修复领域，农业是最低成本的生态环保领域，这应该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今年的一号文件的重头戏，这个一号文件应该说最大的亮点是这个。城镇化其实也是如何使农民低成本的、低风险的变成获得国民待遇的城镇人口，这也是一个相应的政策安排。如果我们看今年的一号文件，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的从增加几项补贴，从是否能够让农民增收，这些老话题很重要，但是最好的理解是结合十七大的生态文明，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型农业目标，结合我们还剩下的10年时间这么短暂，来考虑如何让农业再次成为吸碳经济，让农村成为环保农村，这其实应该是大家更高度关注的，因为全人类都在受到哥本哈根失败的威胁。

　　主持人：我看您之前应该一个月前您跟南方周末有一个采访，说氮肥的补贴要取消。

　　温铁军：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拿100多亿，如果再把其他方方面面补贴各种政策好处岂止100多亿，我们给农村老百姓多少钱，平均每个老百姓按农村人口算1块来钱，加总才不过是10来个亿吧，原来只是几个亿，现在加到了十几个亿，请问连1/10都不到去治污，10倍以上的去造污，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个成本太大了。当然这个说法不太合理，我们得考虑到，一下、半下调不下来，因为如果这么多您使用化肥已经使土壤贫瘠变成恶性循环了，如果马上就停不行，我们至少应该是用更大的，假如这么多年用高补贴造成污染，造成土壤贫瘠，有机质含量下降，现在应该用更大的投入做到农业零排放或者少排放。这些东西目前没有进入决策讨论，这我很诧异，也很窝心，剩下10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两型农业，我们光去照顾那些部门的利益，因为这些东西牵扯太多了，牵扯大量的产业资本，光去照顾那些部门利益行吗？部门作为产业资本会永远要求自己的利益增加，这恰恰是我们今天造成很多问题内在的原因。假如我们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政体，我们就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痛下决心，把更多的财政用于正向的，所以我说我当时建议就是，我们希望国家财政，因为你是全民税收形成的，要为国家的正确方向而投入，就投入于任何形式的零排放农业，就是要投入吸碳经济的农业，而不要投入排放农业，不要投入污染农业，无论你是什么，当然是局部来，不是马上就做。同时我们得大力的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来减少对农产品的浪费性消费，我们现在是甩大盘子消费，一年浪费按价值算得有七八千亿，早就有人算过我们农产品消费浪费，一方面大量补贴高污染的造成高产量，我们现在还是产量的政策，一说我产量多少多少，还是一个典型的内涵对粗放的增产表达极为兴奋的心态，如果讲文化要改，先把这个问题改改好不好，与其甩片汤的文化讨论，还不如讨论讨论如何在资源严重短缺并且已经高污染的条件下，把你的消费理性一点好不好，去看看日、韩那种消费，我们的资源这么短缺，我们却有这么高浪费的消费，象话嘛，我们还笑话日、韩，说人家吃猫食、住鸽子笼，人家没有我们少数暴富就搞豪华消费，一甩大盘子就搞百桌宴、千桌宴，这太土老帽了，哪是有文化的感觉啊，纯是低俗的，是一种没有起码自觉意识得自在阶级的表现。我们说要改的其实是方方面面，这些远不是这次一号文件所能达成的，我们说任何一号文件我们都看到它的积极面，但同时也看到它的不足，我们已经过了三呼万岁的年代了，现在大家都是多方面分析嘛，找到不足才能前进嘛，所以我们说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没有完全呼应我们2020年要实现的那个大目标。

　　主持人：但还是提到了很多地方。

　　温铁军：很多段落里都增加了这个内容，这是值得欣慰的，这是最大亮点，但是也有不足，尤其是没有特别强调如何调整那些利益集团的诉求，那是使得政策不能落实的最根本原因。

　　主持人：这个牵扯的方面太多了，可能不能光靠一个一号文件一下子来改变。

　　温铁军：那次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发布会，其实只是敲山震虎，只是拿一个化肥的真实成本研究报告，其实那是资料性的，我特意叫这个报告做资料研究的我的学生们，说你们切不可加进自己的观点，一定要用客观资料说话，最后结果出了一个资料集，其实无外乎告诉大家别人的研究结果是什么样的，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