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英伦经历各异 费孝通：内心感受一脉相通

　　费孝通的人生履历乃至学术生涯，似乎一直与英国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曾先后数次远涉重洋赴英游访。其中，给费孝通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次：1936年去英国留学，1946年去英国避难，1981年去英国领奖。虽然每次出游的原因不同，经历各异，而且分别处在极不一样的时代背景下，但在他内心所产生的感受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共通之处。

　　第一次赴英前，费孝通先是在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学习人类学。当时，人类学在中国尚是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一个在十月革命后被流放到中国的俄国学者史禄国对此造诣颇深。吴文藻一心要在人类学这块处女地上有所作为，自己创建中国这一派，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想请史禄国来帮助他培养一个人类学出身的学生，从头开始打基础。几经辗转，吴文藻终于找到了正在清华但却“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史禄国，把费孝通送到他那里接受严格而优秀的欧洲式训练。

　　在跟随史禄国受训的两年时间里，费孝通不但学习了人类学的基础课程，逐渐领悟了该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各方面均得到了老师的关怀和提醒。其间，费孝通参加了清华大学举行的由中英庚子赔款支付费用的留学公开招考，因成绩优异而得以被选送赴英国深造。不过，费孝通并没有急于出国，而是在保留出国权利的同时，先去搞社会调查。

　　据费孝通回忆，史禄国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知名学者，不容许自己的学生出去后给他“出洋相”，所以他对费孝通说：你出去要写论文，但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先准备好。1935年末，费孝通携新婚妻子到广西瑶族山区进行社会调查，不幸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王同惠遇难。这场惨剧的发生，虽然使费孝通倍感伤痛，但他并未因此而打消出国求学的想法。在广州治好伤并写完《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后，费孝通便回到老家苏州，一边休养，一边到“江村”继续开展社会调查，为出国做准备。

　　1936年夏，费孝通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初到英国，他就很快感受到了英国人所特有的那种“骄傲的灵魂”，因为他发现“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这不容易”。

　　一开始出面接待他的人叫菲斯，此人是久负盛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菲斯叫费孝通先多学英语，并问他准备了些什么东西。早在从上海到伦敦的旅途中，费孝通一路上就没有休息，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成果写成初稿，带到了英国。当他把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的资料都拿出来给菲斯博士看时，菲斯马上对江村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叫费孝通不要去搞瑶族，而应搞江村。

　　这时候，马林诺夫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他是伦敦大学的代表，恰巧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也去了，他们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吴文藻告诉马林诺夫斯基，他有个学生到英国了，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还没有和费孝通碰面时，就已经对这个中国学生心中有数了。

　　当时的人类学界正盛行猎奇心态，许多人类学工作者都喜欢到化外之地做调查。但马林诺夫斯基对这种倾向不感兴趣，可是他又没有找到人类学继续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从美国返校后，当他看到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和江村调查资料，顿感眼前一亮。费孝通的这些深入实地的调查资料使他发现，人类学可以研究自己的民族。这是人类学在当时的一大转折。马林诺夫斯基立即电话通知菲斯要接收这个年轻的东方学子为自己的学生，遂由此成为费孝通的授业恩师。

　　费孝通开始聆听这位人类学大师的讲课。第一次上完课后，马林诺夫斯基便邀他去喝茶，这在英国是一种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喝茶时，马林诺夫斯基除了询问费孝通住在什么地方，其它什么也没问。费孝通回说自己住在一户普通人家，一星期只需付10个先令的租金。他一听，马上便叫费孝通搬家。新房东是位英国人类学家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军官，在一战中不幸阵亡，她从此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由于国家给的抚恤金很高，她不必为生活奔波忙碌，就往来于文化界，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关系很好。在费孝通搬来之前，住在她家的是尼赫鲁的女儿、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

　　费孝通迁到新居以后，才渐渐明白了马林诺夫斯基要他搬家的良苦用心，原来是想让他闻一闻英国上层社会的味道。不过，这位房东的规矩很大，她要费孝通一道喝茶，一道吃饭，她的客人来了也要费孝通坐在她的旁边。虽然26岁的费孝通在房东眼里颇具可塑性，但一向以“乡下人”自况的费孝通本人却对此感到很不适应。有一次，房东要他穿礼服去参加晚会，他以没有礼服为由婉拒，结果惹得房东对他意见很大。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费孝通便借机向老师说钱不一定够用了，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出面同房东说明情况，费孝通才被“放”了出来。

　　尽管伦敦的潮湿气候对费孝通曾经受伤的身体非常不利，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业。当时人类学研究的方向正在从原始民族向发达民族发生变化，费孝通堪称恰逢其时；加之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悉心指导，其“讨论式课堂”的教学方式使他的学生们受益匪浅，因而年轻的费孝通一下就站在了人类学的前沿。1938年，他完成了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获博士学位。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1938年暑期，费孝通从英国学成返国。在英国期间，费孝通从每月100美元的留学费用里省下了为数不少的一笔钱，以便将来做研究经费之用。回国时，他把自己本可以享用的二等舱待遇降格为坐四等舱，其目的本是为了积攒下更多的研究经费，却不料因为这一改变而使他拥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费孝通回忆说：“在路上碰到一批温州人，温州模式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温州人同我谈得好极了。他们讲给我听温州人那一套，为什么到外国去，出去之后怎么样，他们的思想讲得很清楚。回国之后没有同他们发生直接关系，但这一段的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加紧迫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处境极其凶险，被迫离开云南，并于当年冬重访英国。这次避难，费孝通原来打算是到美国去的。早在1943年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邀请中国各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一年，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前往，由此而和美国方面负责接待的费正清的夫人结识，然后开始了与费正清的交往。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闻一多事件后费孝通一度躲藏在美国领事馆里。但因杜鲁门上台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右转，费正清夫人通知说去美国不行了，她想了个办法，让费孝通以“distinguishguest(杰出客人)”的身份到英国去。

　　再度赴英，费孝通在那里呆了3个月。二战刚刚结束后的英国疮痍满目，穷得不得了，许多事要做而不能做。就像丘吉尔战后所说的，他主持的是一个为完成帝国解体的内阁，但费孝通却分明感到，战后英国“能一直在维持着安定的局面之下结束西方最庞大的帝国，这是不容易的”。费孝通对当时英国的状况感触甚深，于是写了一本《重访英伦》，书中开篇第一句话为：“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骄傲的灵魂，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

　　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选举费孝通为该年度赫胥黎纪念奖章的获得者。费孝通第三次赴英。这一次，他在英国只住了半个月，但却比前两次有了更多更深的感受。

　　在英国科学院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费孝通的另一位老师雷蒙德·弗思问他：“你在1946年来后写过一本《重访英伦》，拿现在同那时比一比，有什么感想？”费孝通说：“这本书我已没有了，但我还记得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当他刚把那句话复述完，弗思教授便插话道：“不，没有麻痹！”费孝通直觉地接口说：“是呀，这不是骄傲灵魂的声音吗？”在费孝通眼里，英国人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值得他们骄傲的，因为“他们没有服输啊！你看他们还在埋头苦干”。

　　此次旅英期间，费孝通专程拜访了一位在43年前给他的博士论文润饰原稿的讲师。这位此时已届92岁高龄的老太太，不但与费孝通畅谈了一上午，而且挽留他在家中午餐，并亲自为客人下厨烧菜。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还给了费孝通一本刚出版的书——《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凭着自己的记忆，她在书中描写了早年英国的社会情况，刻画入微，细腻惊人，她如此罕见的记忆力，令费孝通禁不住发出了由衷赞佩。

　　费孝通还去看望了另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也是费孝通当学生时的讲师。此时，她虽然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但也送给了费孝通几本新出版的著作，而且说她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留在这个世界上。即便那位早在上议院里占有一席之地、已经81岁的弗思教授，此时仍然坚持每年要出一本书。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盛着骄傲的灵魂的躯体，的确不能说已经麻痹了”。与此同时，费孝通也发现了一个事实：“当然，不能不承认：不那么灵活了，不那么强壮了。”

　　英国在战后搞“福利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儿童免费教育，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保险，甚至老年公民坐公共汽车都免费。这一切都要国家负担下来，财政变得越来越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都是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下过日子的。

　　而且，当时英国的民族问题依旧搞得很紧张，“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不断杀人、闹事、搞恐怖活动。就在费孝通这次访问期间，一个议员被他们暗杀了，为此政府保安人员劝女王出门不要坐马车而改乘防弹汽车，但女王的回答是：“我们英国王室不能在恐吓面前低头。”费孝通由此感叹说：“这不又是骄傲的灵魂在说话吗？话是不错的，有气魄。”尽管费孝通也对女王这种态度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无论怎样，英国骄傲的灵魂的确还存在，他的躯体却究竟不如当年了。”

　　在专为记述此次英国之行而作的《英伦杂感》一文中，费孝通意味深长地写道：

　　骄傲二字在英文里并不是坏名词，也可以译作有志气。英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比以前是穷了，至少也可以说紧了。但是这三十年，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佩服的是他们的社会秩序一直很平稳、很安定。

　　美国固然比英国有钱，但是在社会安定上差得远。两国的地下铁道、电车的对比就很明显，英国的地下铁道，今天还是我在英国做学生时候的样子，一切如故，好像四五十年前就是昨天一样。可是，美国纽约的地铁，乱得不成话，乌七八糟，简直不敢去坐了。英国的海德公园还是照样可以随意出入，随意讲话；美国纽约的中心公园你就不能去，去了可能出不来啦。英国的特雷福高广场，照样鸽子满天飞，而美国的时代广场呢？我也不好意思说了。

　　因此，费孝通认为：“所以英国同美国还是有点不同，究竟是老牌。"老牌"不是在经济上，而在有个骄傲的灵魂。在知识分子里边表现得很清楚。像我的老师们，八十岁、九十岁还在刻苦钻研。他们没有生命快要结束，世界就要完了的感叹。他们不是为个人一世的虚荣，而是要为人类积聚知识。他们要通过实验去观察，去理论联系实际。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如他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番话，无疑是费孝通从自己亲见亲闻的诸多事实中所产生的切身感受。

　　也许可以这样说，英国人“骄傲的灵魂”来自于其对人类知识的尊重、占有和主动积聚，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那一份自信和曾经创造的历史辉煌；而英国人之所以如此自信并能够在历史上创造辉煌，则主要得益于他们那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注重实践、直面现实的求真务实精神。

　　比如，在这次访问中间的一个周末，英国方面还特意安排费孝通到牛羊成群、绿草如茵的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附近——英国的腰部地区去休息两天。而就在这短暂的两天里，费孝通依然闲不住，他访问了当地有名的基尔大学，又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市镇——英国传统的陶瓷之乡。镇上有许多陶瓷制造厂，其中最大的就是世界闻名的瓦奇伍德陶瓷公司。这家公司为费孝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热情地带他到表现该公司从创办至今的变化的陈列室里参观。

　　在陈列室的一个个橱窗里，费孝通不但看到了早年英国普通日用的粗瓷，以及模仿中国制造出来的细瓷，而且看到了公司创始人瓦奇伍德一生不断改进英国制瓷技术的详细经过：从模仿中国到自出心裁，创造独特风格，从日用品发展到高级艺术品。在展出的瓦奇伍德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一次一次做的实验。他开始使用温度计，清清楚楚记下每次实验的温度、加料的成分、出品的颜色等等。后来，瓦奇伍德丢了一条腿，但他还是继续进行瓷器实验和研究工作，一直到死。

　　最后映入费孝通眼帘的，是一幅画着瓦奇伍德“合家欢”的大油画。瓦奇伍德家族不仅有陶瓷专家，而且有科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大女儿就是达尔文的妈妈。费孝通在这幅画前端详良久，陷入了沉思之中。参观了英国的这个陶瓷之乡后，费孝通写下了如下几段发人深省的感想：

　　听说瓦奇伍德、达尔文、高尔登等等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知识界名人，大多是亲亲戚戚。他们都是英国士大夫阶级，从瓦奇伍德到赫胥黎四代人，相当于中国的干嘉时代。中国的干嘉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我们干嘉盛世的士大夫搞些什么呢？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继承了王夫之与顾亭林等人的搞考据、搞版本的传统，最后修成了四库全书。我们那时的学者同他们的学者一样都是封建制度里出来的人物，他们那里出瓦奇伍德、达尔文、赫胥黎等等。他们重实践、重调查、周游世界、知识渊博，形成一股风气。这个风气开了花。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香人家”，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畿道先生(即严复——引者注)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应当引进的，但只是理论破不了封建制度。

　　我从这里想开去，想了很多问题：我们知识分子中间，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到现在有多少人是转出来了？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风气，似乎还没有结束。中英两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上面有点分道扬镳了。这一分道扬镳，不过两三百年，就出了这么大的差距！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应当多想一想。他们有这样的学风，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封建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把人类带进新的阶段。很多人曾为它花了工夫，有很多人曾为它而死，才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已进入消亡的阶段了。

　　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要经过人们去创造。这个过程比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复杂。因此，我们还得要学习他们早年的这一批人所代表的学风，搞实验，搞调查研究，不能靠坐在房里说话，不能靠书本来解决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感言，或许也可以作为对费孝通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追求的最佳注解。(于保政) (来源：海内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