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工的深层原因是“三化”不协调

　　一分为二地看待用工短缺的效应———可能产生长远的正面影响

　　今年春节后的用工短缺引起了社会各界超乎寻常的关注,似乎它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势头。实际上,此次用工短缺仍然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即缺工最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外贸出口依存度高的资源消耗型订单式企业,需求最大的是普工尤其是普通女工。

　　从表象看,本次缺工与金融危机后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迅速增加,急需招工而又难以提高待遇导致招工困难有关。从深层看,其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它对于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订单企业确有冲击,但从整体来看,对宏观经济冲击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不会影响珠三角经济和就业大局。另一方面,它作为金融危机后的又一次市场自清力量,可能成为促进广东省产业升级转移的动力,成为逼迫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优化就业结构的助力。从这个角度说,用工短缺正在倒逼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么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高端挺进,要么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内地转移。如果引导得法,它甚至可能产生长远的正面影响。

　　用工短缺的核心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不协调

　　此次用工短缺既有与以往相同的原因,又因特殊的环境所引起。表层原因主要有五:一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本质诱因,国际国内市场趋旺,作为派生性需求的用工需求自然增加。二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导致的区域经济格局新变化,对用工提出了超乎寻常的需求,在比较利益变化后内地农民工有就地就业愿望。三是结构性因素明显,缺工企业管理水平低,对于劳动权益保障不力、不仅工资低且拖欠、劳动条件较差、劳动关系紧张、员工没有职业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四是民工自身特质发生变化。80后、90后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追求和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五是公共就业服务滞后,对于急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与预测预警跟不上市场需求,外来农民工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就业服务。

　　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协调,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较少重视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城镇化,以实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变。一旦内地城镇化进程加速,则使沿海地区原有农民工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就市场化本身而言,也出现了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协调,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它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如农民工户籍、子女教育、廉租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供给严重滞后,这才是反复出现民工潮和用工短缺的体制因素。

　　解决用工短缺的根本出路在于调适产业结构

　　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不能得到与市民同等待遇,因而“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尚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的难题。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能否实现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身份的转变,能否实现成为市民的利益祈求,直接决定着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此外,应认清政府、市场、企业、劳动者的定位,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做好二方面事情:一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就业服务,如就业预测预警和就业景气预测,职能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提供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对符合条件的用工人员提供廉租房、解决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二是通过政策组合拳,如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就业促进政策、对职业培训的税收政策等,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进而调整优化就业结构。

　　从根本上说,解决用工短缺取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的匹配程度。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难以解决民工工资待遇低的问题,劳动密集型订单企业本身利润空间小,提薪压力大、动力不足；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无法解决珠三角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有限的空间资源条件无法承受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以千万计的外来普工；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就无法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现实难题,只有符合现代产业特性和素质要求的民工才可能最终转变为产业大军的一员；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就无法摆脱订单经济受制于国外市场波动的困境,一年一度的民工潮和春运难就将继续上演；没有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就缺乏职业培训的动力和压力,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没有保障,也就难以保证有尊严地体面地就业；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难以真正将开发本省人力资源提到各级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就业服务就难以落到实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导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