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最终需要创新来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陈志博士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专访时发表了上述观点。在这位政策研究者看来，尽管关于各国该不该积极行动起来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始终存在不同声音，但全球气候变暖是日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这个事实使人们的争辩越来越接近所谓"积极干预"的观点，即人类需要通过系统的经济、技术的手段去改变目前的处境”，陈志说。
技术创新: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途径 “气候变化问题很复杂，但无论多复杂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性。”陈志对《科学时报》表示。
目前，人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减少能源利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二是新能源利用；三是鼓励消费方式的转化，减少对传统碳氢能源的需求。在陈志看来，无论哪种途径无一不是以创新为基础。“并且，技术创新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途径。别的方式，例如传统碳氢能源效率的提高，都是有限度的”，陈志说。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气候变化问题，陈志博士的研究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内容。他将目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分为三类，一是渐进型创新，包括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控制技术、废物的收集管理循环利用技术、汽车发动机效率的提高等技术。他认为，渐进型创新中，很多都是已有技术的改善，与产业已有的知识和共性技术延续性较强。
第二类为破坏型创新，代表性技术是碳捕获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它们或多或少和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存在一定断裂，但并没有触及到现有碳氢能源技术的根本。
第三类为激进型创新，指的是完全无排放的替代碳氢能源系统的技术：如核聚变、氢能、太阳能等，它们将使整个能源循环阶段的环境负担减少到最小。激进型创新将改变能源生产、储存、分配、使用的各个环节，同时要求替换基础设施，调整城市规划并改变管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展现了产业演化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三层内涵。
陈志在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近期的政策动向之后发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是复杂和多样的，激进型创新大量存在，许多外国政府为了规避气候变化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它们在选择技术时并不拘泥于激进型创新，“而碳捕获和封存则成为各国共同选择的核心技术”，陈志表示。
在他看来，“智能电网将成为未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接入的必需前提和基础。美国对智能电网的关注可能是美国企图主导未来经济发展和国际气候变化创新规则的一种野心”。他认为，“欧洲也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税收政策和排放交易正在被各国拥护，更好的激励和管制政策已经被各国考虑，此外，各国已经开始关注未来一轮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培育。”陈志说，“对此，我们也应有所作为。”
政府作为:积极与审慎的介入 “不管怎样，中国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气候变化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陈志说，“当然，这还远远不够。”
这种观点认为，气候变化创新这样复杂的技术制度的改变必须由政府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领域需要建立科技重大专项一类的目标导向的安排，加大投入。正如陈志所言，“划时代的技术创新中，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
的确，不同于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个时代，现在技术制度的核心和共性技术已经都是因政府目标导向的项目所产生，许多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比如计算机、空间技术、核能、电信技术、高速铁路等。“这种巨大的风险往往不是企业能够承担的。”陈志说。
陈志的研究还指出，政府应该继续推进能源市场特别是价格机制改革，以价格机制诱发能源技术的创新。他计算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资本能源比和资本能源相对价格指数。“我们发现，能源相对于资本价格的升高，诱发了替代现有能源的技术进步。”陈志坦言，“但是中国目前的能源价格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还不能起到有效刺激能源技术的作用。”
此外，结合产权和价格机制改革，创造“碳市场”也被认为是政府的应有作为之一。
陈志告诉记者，气候变化创新中一个政策难点就是碳的价格，这实际上是政府制造市场的一个结果。“在创造市场的时候要界定清楚产权，也就是碳排放的权利，这才是后期价格机制起作用的基础。”陈志说，“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还有许多很基本的事情要做，我们还必须加强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和碳排放统计这些基础的工作。”
“总而言之，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整个世界从传统的"碳氢"技术制度向新的"低碳"甚至"零碳"技术制度转变。这样的创新，其范围、深度和复杂性肯定要超越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技术水平，而不仅仅是沿着已有技术的发展路径来进行。”陈志说。
“如果气候变化是一个激进型创新的话，可能现有的组织机构都不能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许多研发需要跨产业、跨领域以及国际合作，许多长期的高风险项目，必须有公共部门的共同参与。”对此陈志建议，“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能源技术中心。” (来源：《科学时报》)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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