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城墙遗址”真伪之我见

　　关于良渚“城墙遗址”

　　真伪之我见

　　—“城墙遗址”是城是圩有待深入考证

　　■王深法 陆景冈 王光火 姜炳三 吴豪翔

　　2007年，良渚“城墙遗址”的发现，对良渚文化的升级定位具有举足轻重的论证力。考古专家、权威人士纷纷表态：“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城址！”，“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史前文明中最大的一座古城。”还有专家干脆称其为“中华第一城”……等，颇有改写华夏历史的气势。新闻媒体连篇累续地报导，香港电视台也专程赶到现场采访拍摄专题报道。兴奋的杭州人掀起了一股“游良渚、看古城”的“杭儿风”，市交公司还特意开通了双休日“良渚古城游”专车。良渚大地上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市、区两级领导也相继表态：“要出大手笔，做好保护与开发规划！”

　　在2007年的“古城”旅游热中，我们也不失时机地专程去现场参观考察。并承考古工作人员现场介绍，收益匪浅。回来以后，在朋友同事们交谈中又听到另一种声音：“城墙就是防洪堤”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引起我们的深思。于是找来有关的《中国城治史》，并仔细收看中央电视台有关“河北黄帝城考古实况报导”，反复思考下，发现“良渚古城”的问题确实不少，主要有以下诸点：

　　建城立国工程

　　缺少统一规范

　　《古今注》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在古代，建城是立国的先决条件，是国家第一号重大工程，在《周礼•考工记》中有详细记载。如果说史前文化的“良渚古城”还没有那一套规范，但作为关系到立国安全的建城项目，组织领导者总应有一个大致统一的要求。其中包括城墙的体量尺度、建筑材料、施工方法等等，这样才有可能建成一座能卫君的城池。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遗址”是基础宽窄不一：西城墙最宽（达60米），南城墙最狭（40米），其它两面40-50米不等；墙体材料也不一致，有晚更新世红土，也有河流冲积土、湖泊沉积物；填底基石，既有棱角磨园的溪间砾石，亦有大量人工开采的棱角锐利的岩块毛石。由此可见，用材和施工的任意性很大，不像是从容不迫的规范有序的建城，倒象是抗洪抢险中，堤坝的建筑体量因地制宜、土石材料就地取材的建筑。从而出现在山洪最大的西城墙基础最宽；墙体基色有黄有灰（请注意：黄色土不等于黄土，黄土是指粉砂含量超过50%，碳酸钙十分丰富的陆相沉积物，主要分布在北方。在杭州地区没有发现黄土，更没有纯净的黄土。在“北城墙”看到黄棕色的土，实际是强酸性的晚更新世红土；其它三面“城墙”的灰黄色土，大都是河流冲积土）。

　　墙基并非砌筑

　　墙体尚未夯实

　　“城墙遗址”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是四面“城墙”的局部探坑和北“城墙”的一段残垣剖面。其墙基均以块石抛填，并非按块石棱面作有序砌筑。其中东“城墙”抛石基面还向西（“城内”）倾伏、见没。这就不像筑城清基时先挖去表层熟土，整平坚实底土（一般筑泥墙都如此），然后再砌石成基。而此遗址似乎随原始地面自然起伏抛石堆筑，尤同防洪抢险中抛石堵缺一般。东“城墙” 倾斜的基面，更象“兜门”过船的甬道。

　　从北墙残垣剖面看，也有悖于城墙施工常规。与良渚同时期的连云港藤花落古城（龙山文化）的城墙，墙体是以“夯土版筑”方式施工的。这种方法在浙江农村也十分普遍，施工墙体中必定留下“板缝”、“横档孔”和层层密集的“夯土窝”。然而，在良渚北“城墙”残垣剖面上，没有发现任何夯土的痕迹，却看到土体的黄棕色背景上有很多近于垂直向下的白色网纹。这是还原性地表水沿土体裂隙向下渗漏，将土壤中铁、锰氧化物还原漂洗的结果，使土体出现局部高岭化的白色网纹。这也佐证了墙体堆土疏松多孔，没有进行夯筑处理。说实话，40-60米宽的墙体也难以进行“夯土版筑”施工，最多作人工踩踏处理而矣。

　　城外玉坊，围城失之常理

　　人们从大量出土的陶片、玉器，推测良渚时期已进入人类社会生产的第二次分工，以手工作坊为主的加工业已形成，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易所需的城市出现。手工业者和精细加工的作坊（如玉作坊），一般都应在围城之内。如清乾隆时，将玉作坊设于皇宫之内，以供皇家所用。良渚考古中已发现，地处大遮山南麓的“罗村遗址”，为良渚人玉石加工作坊，与此毗邻的“姚家墩”为豪宅庄园，都理应围合在“古城”之中。然而，今天看到的“城墙遗址”都将它们置于城外，有失常理。

　　城门尚未发现

　　遗址功能不明

　　中国古城布局中有城、郭之分，“墙内为城以卫君，墙外为郭以守民”。城、郭之间必有城乡交流的陆路通道—城门，在城周一般至少留下四个通道。如“藤花落古城的南城门在南城墙的中部，略偏西，宽度达十米，城门近于内侧，残高0.45米，坡度为九度，门坎的东端尚有较大的柱洞”。藤花落古城总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良渚古城”面积已达290万平方米，其城门数量、规模应当远超前者。因此，发掘“良渚古城”的城门应当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良渚古城”的城门至今尚未发现，确实令人生疑。单凭四处抛石遗迹，就定为具有御敌功能的城墙,就显得轻率和武断了。

　　视“遗址”为圩(兜)

　　似乎更合情理

　　如果找不到城门，那么不设城门、四面围合的土垣又是什么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防洪设施。人们必然会联想到水网平原地区，为防外水侵袭田园、村庄，用土堆筑的“围子”，又称“围田”。江苏多称“圩田”；浙江多名“兜田”。在余杭地区“圩”、“ 兜”并用，一般以村命名。在余杭区1：50000地形图上，我们发现以“圩”命名的自然村有7个；以“兜”命名的33个。其中分布在“良渚遗址保护区”内的有：石前圩、大圩、乌泥兜、木什兜、许家兜；处在“建设控制区”内的有塘港圩、祝家兜、木杓兜、沈家兜、石马兜、火车兜、泥水兜等。这就说明在余杭平原上，筑堤成圩（兜）现象十分普遍。

　　据考证“围田”、“圩田”、“兜田”大约起源于春秋末期，战国至秦渐有发展，至汉又有进一步拓展。余杭地区最早可能兴起于钱塘江涌潮出现之时（距今4000-3000年前），“湖海通道”（太湖至钱塘江）的出口淤塞（距今2000年左右），苕溪泛滥成灾的年代。与《水经注》中“汉末陈浑移巩南城，县后溪南大塘（今西险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的同一时期。在南宋时期，太湖地区这类圩（兜）农田水利设施到处可见。南宋杨万里说：“圩者，围也；以内围田，以外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兜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这就是说，圩（兜）围堤不设陆路通道，故无“城门”。只设建有水闸的水路通道—兜门。其功能不是御敌，主要是抗洪。故无需墙体陡高，一般呈梯形，其高度视水位而定。为建兜门，还有意利用孤山、残丘作支撑节点，并兼作连接内外的天然桥梁。因此，良渚“城墙遗址”在尚未找到城门遗址之前，光凭四条“土垣遗址”，是城是圩难下定论。因为这是两种功能完全不同的建筑，如果找不到城门，其围合的290万平方米的土地，只能视为一个大圩。宋•范仲淹也曾描述过形似大城的大圩：“江南旧有圩田，每圩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

　　遗址尚未测年

　　史前史后不清

　　从良渚“城墙遗址”报道和介绍中获悉，此遗址大致年代属于良渚晚期，距今至少4000年，也有称4800年，还有说5000年左右，总之为史前遗址。但从墙基抛石看，棱角锐利、十分新鲜，犹如现代采石。在尚未发明火药的新石器时代的良渚人，又是如何将基岩破碎成块呢？有人说用“火烧水激法”。但如果用此法，那未岩石上必定留下火烧的痕迹—焦黑、焦黄的色斑是无法洗去的，甚至还有可能留下测年的炭粉。然而现在一切都没有！光凭经验分析地层叠压关系来判断地质年代，是十分危险的。

　　两年过去了，我们仍未见到14C测年结果的报道。如黄帝城发掘中，发现了建城时杀牲奠基的瓦罐，最后才确证城墙的年龄。如果说找此类祭祀物十分困难，那么建城时还会遗留一些搬运土石、夯筑墙体用过的木制或竹编工具。因此，终能找到一些可测年的有机物遗存，尤其在下部淹水的潜育化环境中，保留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据我们所知，一般土壤都能作为14C测年断代的样品，那些富含有机质的“青胶泥”、“黑胶泥”，更不成问题。只有测得相对正确的年龄后，我们才能确认遗址是史前还是史后文化，否则一切都属于一种主观猜想。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西、北“城墙遗址”中有大段的木桩，东城墙石基缝隙中含有大量炭粒，这些均是14C测年的好样品。是考古者视而不见？还是已测年而不敢公布于众，继续以自己的主观臆想来掩盖事实真相。

　　外推塘山遗址

　　更增“古城”疑云

　　在“古城”西北大遮山东南坡麓，从瓶窑镇到罗村，呈西南—东北走向，长约6.5公里，地面宽度20-50米，残高3-7米的土垣，当地人称为“塘山”，考古队称“塘垣”。据考古发现，其底部同样是石块铺垫的基础，其特征与良渚“城墙”一样。于是考古人员推测，“塘垣”为“良渚古城”的外城墙。这在内城墙完全确证的前堤下可以是一种合理的“外推法”。“外推法”和“内插法”，在地学研究中应用很普遍，尤其是遥感解译中，它是由已知到未知，由点到面的分析方法。但必须建立在已知点的特征、功能及其分布规律十分清楚的前堤下，否则会造成差之厘毫、失之千里的错误。因此在外推时要不断修正，甚至全盘否定已知的结论都有可能。在“城墙遗址”功能不明、年代不清的情况下作外推，只有误导的可能。

　　东南沿海地区古时人们所称的“塘”，和“堤”同义。围海造田的海堤称“海塘，按建造年代可称为“唐塘”、“宋塘”、“明塘”；按建造时间先后称“新塘”、“古塘”、“太古塘”。瓶窑居民称之“塘山”，实际就是防御洪水的堤坝，因其体量较大称之为“塘山”。从塘山的地形布局看，其走向正好与大遮山山脚线平行，与大遮山南坡下冲的六溪（即康门溪、塘坞溪、拾塘坞溪、拾塘头溪、西施坞溪和湖坝河溪）正交。这些溪流源短流急，是季节性洪水河，梅雨台暴季节，不仅有山洪暴发，而且有泥石流威胁。因此，在山前谷口建体量较大的“塘山”，其防洪抗灾的功能就不言而喻了。同时兼有湿地交通道路之功能。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以此反证内“城墙遗址”，就必须修正现有的结论，即内“城墙遗址”也是抗洪堤坝，“良渚古城”其实就是一只“大圩”。

　　结语及建议

　　良渚“城墙遗址”缺少统一规范，建筑施工有悖常理，城门遗迹尚未发现，是城墙、是圩堤，功能不明；城墙墙体尚未测年，史前史后年代不清，以此外推“塘山”，反增“古城”疑云。作者建议：对良渚“城墙遗址”继续扩大发掘，尤其是对遗存保留较好的“北城墙”深入研究，也许有可能找到更有力的物证。因“古城”必定有连接北山的通道—城门。其次是对遗址的分析，必须联系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变迁，避免陷于主观臆想。对于个别专家、权威的表态应该重视，但不可迷信，更不要凭籍专家的表态作为宣扬的依据。一切以实物考证、现代测试技术为准。最好是联合地质、地理、土壤、水利和人文历史等研究力量（尤其是农田水利专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揭示“城墙遗址”真面目。光凭现有考古成果，宣布“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国”还为时过早，似乎称其良渚大圩才更为确切。最后，重引良渚考古先驱施昕更先生的话共勉：“杭县的遗址，因为事实上有许多困难……并且为现存的资料所限，又在不十分明确的情形之下，作大意的推论，是有相当危险性的，所以这里是事实记载为主，极力避免空泛的议论”（《良渚》民国二十七年六月）。

　　(注：王深法，浙大土壤地理学教授；陆景冈，浙大土壤地质学教授；王光火，浙大土壤化学教授；姜炳三，浙大经济地理学副教授；吴豪翔，浙大土地资源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