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下的春运变局

　　还有6天，春运就将结束。在这一年的春运中，首度试点的火车票实名制成为关注焦点。

　　实名制，在民众7年的呼唤后终于面世。凭借身份证订票，把姓名和身份证号写在火车票上，在春运“一票难求”的背景下，寄托着人们希望买票公平的愿望。同时，增加的验证手续，又让它承受着损害效率的批评。40天的试点，实名制给春运带来了哪些改变？它能否承载改变春运难之重任？

　　接近公平

　　2月10日，在10多次“线路繁忙”之后，27岁的彭雷终于打通了广铁集团的订票热线，订到一张12日回长沙的硬座票。他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广州工作4年，这是唯一一次没加价就买到了车票，而且是有座的。

　　怕排队验票慢，2月12日中午，他提前两个多小时来到火车站。当天，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有80多个验证验票口。10秒，彭雷持二代身份证接受检验后进站，顺利得让他惊喜。候车期间，他给在长沙的朋友打电话，兴奋地诉说这次“没找黄牛、没加价”的快乐之旅。

　　1月9日，铁道部发布通稿称，今年春运期间在广州铁路局和成都铁路局的37个车站试点火车票实名制。寥寥数语，却如平地惊雷。

　　事实上，实名制的雏形在7年前就已出现。当年春运期间，重庆火车站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火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上车。此举一出，新华社立即叫好：“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然而，重庆的“实名制”仅实施6天就夭折了。重庆火车站派出所当时陷入了两大困境：一是登记难，旅客太多，以至于警方最后只好采取抽查的方式；二是检查难，按“实名制”规定，上车时必须持与车票登记内容相符的证件方可上车，检查一个人至少要花费半分钟，而每天进站的旅客多达2万人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几个月后，广东的蔡茂松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文，呼吁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此后几年，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实行实名制。2007年，厦门、宁波等地也分别试点“登记实名制”和“农民工专列实名制”。但直到2008年，铁道部的态度仍然是，火车票还不具备实行实名制的条件。

　　尊重民意

　　“最终实行实名制试点，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是负责的态度，是尊重民意的。”昨天，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华茂崑说。

　　在评价实名制给春运带来的改变时，茂崑说，实名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旅客的平等购票机会问题，一个是打击“黄牛党”倒票的问题。对绝大多数旅客而言，实名制让他们在购票上更接近公平了，不用受“黄牛党”的气了。

　　与2009年相比，实名制下的广州春运出现了明显改观：“把票贩子猖獗的势头打压了下去”、“维护了春运售票秩序”。2月10日，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对广州试点作出评价，“总体上看，实名制在广州地区的试行效果非常好，基本达到了试点实名制的目的。”

　　与春运“作战”运”一词频繁进入大众视野，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华茂崑说，随着广东等地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激增，形成中国第一波农民工潮。大量人员的迁徙，在春节前后形成不断攀升的春运客流。与之相对的是，运输能力远远跟不上。严重不足的运力，让“一票难求”的问题浮现。

　　1986年，华茂崑坐镇广州，指挥春运。因为没有足够的客车，就把“闷罐车”改成临时客车。改装的车里没有厕所，就在车底板上挖一个洞，加一个挡板，供旅客“方便”。

　　此外，就是“全国总动员”，召集东北等春运压力小的地区，由工人带着客车来支援春运压力大的地区。货运列车为客运列车让道。事实上，这两条措施，在以后的春运中一直被沿用。

　　随着春运的发展，部分人看到“一票难求”背后的“机会”：倒卖火车票。从1988年开始，“黄牛党”日渐猖獗。当年，仅广州站就抓获倒票分子7794名，收缴车票4万余张。

　　2002年，铁道部采取了一项措施应对“一票难求”：削峰补谷，将春运硬座票价上浮15%，硬卧、软座、软卧上浮20%，试图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客流，减少旅客在春运高峰期的出行。然而，这一机制引发了民间情绪的强烈不满。2007年，该措施在饱受抨击之后停止。

　　华茂崑认为，票价上浮对调节客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很小。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国情之下，春节回家是“刚性需求”。于是，在跟春运“作战”时，铁路部门频繁给出的“药方”是：提高运能、打击“黄牛党”。

　　错峰放假？

　　对于春运“一票难求”的局面，铁道部官员多次强调，其根源是铁路运能跟不上客运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提高运能。

　　按照铁道部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华茂崑说，再过3年左右，随着多条主要高铁的竣工，铁路运能短缺的问题将得到基本解决。但即便到那时，要说春运出行不再难，恐怕也不能完全做到。因为春运是一个特殊的畸高的需求，铁路如果按照这一需求来建设，势必在平时造成大量的浪费。在浪费与满足需求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不单单是提高运能就能解决的。

　　他认为，春运难的根源在于刚性的、集中的人员大迁徙，人员大迁徙的根源在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春运不再难，只能是各地形成相当规模的经济中心，大迁徙自然减少。

　　华茂崑建议，国家对企事业单位实行错峰放假，延长春运时间，降低某几天的客流高峰，进而可以减轻春运的压力。今年，北京的学生放假较早，和农民工客流、探亲流等分开，春运过程中的客流一直较为平稳，明显好于2009年的春运情况。

　　“在没有最好的解决方式之前，实名制值得试试。”华茂崑说。

　　本报记者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