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才是“信义”的最终保障

　　近段时间，包工头孙水林、孙东林兄弟接力还薪的故事让不少人感动，媒体也大篇幅地予以报道，并送上“信义兄弟”、“道德模范”等美誉。

　　毋庸讳言，是“包工头”的身份让孙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感慨，而惨烈的车祸也让“信义”二字蒙上了抹不去的悲情色彩。但是，“好人”、“有良知的包工头”孙水林做了不是一年，而是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从一个被人家欠薪的农民工变成了包工头，也为自己定下了“新年不欠旧年账”原则。可以说，在这个浮躁喧嚣、金钱观念泛滥的社会，诚笃厚道之人、守信仗义之举尤为值得称道，其道德感召作用不容忽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好人”难得、“好人”当得难，恰恰证明制度缺乏力度。试想，如果层层转包、拖欠工程款不那么普遍，孙水林会不会需要为自己的“信义”频频垫款？如果欠薪，老板玩失踪，农民工爬楼、爬桥、爬高压电塔的讨薪事件不那么普遍，“不欠薪”这样本属天经地义的做法会不会被评价为“信义如山”？如果说“发包方和包工头在银行预存押金”、“农民工按月领薪”能够坚决执行，腊月发薪、风雪天驱车发薪、“接力发薪”的事会不会少一点？如果我们不是在孙水林一家五口遭遇不幸、在有关部门要为他树碑立像时才认识“有良心”、“讲诚信”的孙水林、孙东林，认识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努力用制度保障这些人不会因为他人的“不信义”而遇到困难，那么“好人”的心里会不会更加温暖？这些问题，同样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好人与榜样，能给社会带来力量，感动过后，能传递下去的是公众一直尊崇和追求的社会核心价值。不过，这些价值更需要制度化的保障，这才是对个体的“信义”最大的报偿。（彭俐）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