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公平　致力行动（民生聚焦）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全球气候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出台国家层面的应对方案，去年11月又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丁仲礼代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减排责任必须公平合理

　　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从分配排放权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责任体系，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要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二氧化碳，必须有一个能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接受的责任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今后各国的排放权分配必定成为焦点。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多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责任体系将会非常困难，必定会经历一场激烈的利益博弈。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提出许多今后排放空间的分配方案，我们的研究团队对影响较大的7个方案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表明，这些方案没有考虑发达国家在过去排放中占了绝对多数的事实，在未来人均排放权上又分配发达国家数倍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因而都不应该成为今后国际谈判的基础。如果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权以30美元计，在这样的设计下，将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大于10万亿美元的损失。

　　可以明确地说,这些方案的提出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减排也要讲公平，不能以此为名义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发展权也是基本的人权。我们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从分配排放权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责任体系，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本报记者　赵亚辉）

　　郑国光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

　　尽快立法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强气候变化立法工作刻不容缓

　　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成效显著，但还要清醒地看到，在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存在部门职责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统一的协调应对机制和稳定的投入机制不健全，预报预测权威发布渠道尚未法定化等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强气候变化立法工作刻不容缓。以法律形式规范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应尽快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国内协调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职责和分工；规范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此外，通过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公开、透明、有序的信息发布制度，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报告和政策信息的统一发布制度；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实力。

　　（本报记者　刘毅）

　　李育才委员（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加快造林绿化　增加森林碳汇

　　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汇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碳汇功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作用。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突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2009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要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我国通过开展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活动、控制毁林，合计减排二氧化碳51.1亿吨。2004年，全国森林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同期工业排放总量的8%。目前，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到了78.11亿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目前情况看，完成到2020年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加”的奋斗目标，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加快造林绿化步伐，还需加强森林经营改造，提高森林质量，大力预防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入侵，加大森林和湿地保护力度。

　　（本报记者　王君平）

　　林而达委员（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提升农村能源发展战略地位

　　农村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多的地区，也是增加碳汇潜力最大的地区，如何趋利避害，需要有战略考虑

　　到2020年，中国的农业面临再增产1000亿斤粮食的任务，同时也在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农村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多的地区，减灾成本呈增大的趋势；农村也是增加碳汇潜力最大的地区，如何趋利避害，需要有战略考虑。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是有前瞻性的，但当前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量、分散的农村人口以及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农村的能源问题远比城市复杂得多。

　　农村用电已连续多年以11%的速度增长，煤炭和石油产品等商业能源使用的增长，导致严重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大农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力度已十分紧迫。当前，必须提升农村能源发展在国家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的地位，加强对适宜不同农村地区应用的节能技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完善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及配套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农村可持续能源建设。

　　（本报记者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