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民币汇改不等同于升值 中国船大难调头

　　绝不可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大问题等同于人民币是否升值的小问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汇率问题成为风口浪尖的焦点问题。面对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围绕“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的问题，国内舆论也出现了有意思的分化。

　　一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站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高度，呼吁不要对人民币升值“谈虎色变”，满不在乎地认为完全不必为某些出口企业的倒闭而担忧，甚至呼吁通过人民币升值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场革命。这种过分乐观的看法很快就遭到一批长期扎根于外贸行业的经济学家和更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斥责，并以可能造成的国内社会稳定为由，批评经济学家们“书生论政”和“空谈误国”。

　　然而，在外有强权打压、内有舆论纷争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民币是否升值”的纯粹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改革”的政治学问题，转变成为关于国家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如何搭配的战略性问题。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从其核心上是一个主权问题，是一个国家力量和信用的直接体现。现代政治学认为，国防、外交、货币是构成主权的三大核心权力，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乾纲独断，不容许任何外国力量和地方力量染指。当然，作为一种国家与国家、国家与民众之间信用的纽带和桥梁，货币汇率需要反映市场变动的内在要求，也可以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予以考虑，但决断权还必须从主权者的意志出发，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选择。汇率的变动只是手段和结果，绝非目的。

　　也许除了欧盟国家寻求创制统一货币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心甘情愿地愿意把货币汇率的权力拱手让人，作为世界霸权国的美国就更不会了。在历史上，自从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之后，就只会允许让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制定的汇率，而不会轻易屈从于来自外国对美元汇率的压力，甚至连石油是否以美元定价这样的问题美国都决不让步。美国只会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决定美元的汇率水平，而不大会从虚幻的全球利益出发作出决定。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竭力抗拒美元霸权的努力，也成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各种经济贸易制裁的根据之一。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崛起过程中的冲刺时期，能否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巩固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完成战略冲刺阶段的各项任务，是攸关中国长远国家利益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发展阶段从崛起起飞阶段向崛起冲刺阶段的转型，改变传统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发展战略为内需增长型为主的发展战略是大势所趋。从内需增长型战略的要求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

　　不过，绝不可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大问题等同于人民币是否升值的小问题，汇率制度涵盖了基础货币（美元还是人民币）的选择，确定汇率的依据和原则（固定还是浮动），维持与调整汇率的方法（市场还是政府）以及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简言之，当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最集中的矛盾，指向盯住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是否合理上。尤其是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相比，与内需增长型的发展战略相比，中国持有的大量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资产，以及外汇结算、贸易定价、人员薪酬等众多环节中美元的显赫地位，使得这一矛盾尤为突出。

　　从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似乎需要把中国逐步转型为内需增长型为主的发展战略考虑在内，要把中国对外经济大格局中一系列诸如自由贸易区、市场经济地位认可、WTO成员国等新制度考虑在内，还要把大中华地区经贸融合发展的趋势考虑在内，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整合到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内谋势布局。

　　从这一基础出发，人民币可能会对某些产业结构更加落后的国家货币升值，但未必会对美元升值。相反，人民币会随着美元自身的贬值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而相应贬值。总之，人民币无论升值还是贬值，都要从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中国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客观因素出发，不会受制于各种带有敲诈式的外部压力，压力越大反而越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也许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中国“船大难调头”的实际决定了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态度上不可急于一时。那种幻想人民币汇率制度一步到位的想法注定是无法实现的，相比之下，那种认为人民币立即升值越快越好的主张则很可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