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个地方因而也聚集了很多出色的报人，这些著名的报人，有的是我同学，有的是我同事，有的与我有过长期业务往来。退休前后积极撰写文史稿件，散刊于《天津日报》《今晚报》《北京日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及香港《华侨日报》、纽约《海内外》等报刊。
口述者：张道梁年龄：91岁口述时间：2010年3月18日
“我讲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市面上有很多报纸。天津这个地方因而也聚集了很多出色的报人，这些著名的报人，有的是我同学，有的是我同事，有的与我有过长期业务往来。”
张道梁，1919年生于宁河县潘庄。多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45年编辑北平《大地周报》，1946年任天津《新生晚报》总编辑、主笔、代理社长。1949年创办大众书店，任天津店经理。1950年、1951年参与创办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及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1954年由天津通俗出版社调天津美术出版社（后改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以后曾编辑《影剧美术》，参加创办全国美术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美术之友》并任编委。退休前后积极撰写文史稿件，散刊于《天津日报》《今晚报》《北京日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及香港《华侨日报》、纽约《海内外》等报刊。
我在天津办报纸 1945年，我本来在北平的《大地周报》工作，同事是马际融、杨治兴、贺照等人。那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血气方刚，那一年的秋天因我写了一篇文稿触犯了国民党“要人”叶青。叶青原名任卓宣，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后来他被捕做了叛徒，成为国民党著名的反共论客。《大地周报》的发行人名叫单柳溪，我的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北平市委要求在我们的报纸上再发表一篇驳斥我观点的文章。这个“提议”令我和同事们感到气愤，而此时的单柳溪又受到了各方面的“友善”劝告。种种压力下，我感到这个报纸办不下去了，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回到了天津家里。
春节期间，我和哥哥张荫潭到住在大理道上的宁河县同乡常小川先生家拜年。常小川在抗战前做过天津财政局长、商品检验局长，在天津工商、金融界有很多朋友。常小川夫妻都是基督教徒，抗战期间教会来自美国的资金中断，常小川就联络一些有钱的教友发起组织了一个“基督教自立自养百万基金委员会”。经过他一番努力，募集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他当过财政局长，有经验，教友就推荐他来管理这笔资金。l945年日本投降后，教会的美元又源源而来，募集的这笔资金就闲置下来。闲聊间，我正好提起办报的想法，常小川就提议可用这笔资金来办报，但要把办报和教会挂上钩，以“宣传基督教义”作为办报方针。
事实上，在旧社会办报纸，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各地的报刊都是具有相应背景才能够开办的。比如最知名的《大公报》，抗战胜利后，它在政治倾向上已经完全符合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需求，因此可以站稳脚跟；而《益世报》是天主教会的报纸，主编雷明远是个“中国通”；《民国日报》则是国民党天津市委的机关报。可以说，没有“背景”的报人和报纸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那年春节之后，常小川带我到北平崇文门内孝顺胡同拜访会督江长川先生。江是基督教华北卫理公会的会督，是卫理公会华北最高主持人，在教会的声望很高，会内尊称为江会督。当年蒋介石要跟宋美龄结婚，蒋要成为基督教徒，为他洗礼的就是这个江长川。常小川将办报方针陈述一番后，江会督极为赞成，并提议用富有教义的“新生”两字作为报名，于是我们的报纸就定名为《新生晚报》。
《新生晚报》成立后，常小川任社长，他的“盟兄弟”刘静远任发行人，我哥哥张荫潭任经理，我为总编辑。我在天津的报业生涯从此展开。
从记者到官僚的齐协民 我办报纸的时候，“国统区”的新闻纸，一般都由南京政府提供进口纸。它以官价结汇，价格比较稳定，比黑市外汇低得多，每年两次分配进口纸份额时，各地各报都瞪圆眼睛，大吵一番。
天津分配的情况，除《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直接分配外，其余大小报纸，都由报业公会统一分配。分配的标准，基本根据自报的印数。《大公报》《益世报》两家是大头，第一回合，是各报矛头对着这两家，尽量使它们少占份额。第二回合是其他各报分配时，互相吵吵嚷嚷，面红耳赤。每次分配都要开很多次会，到最后个别几家不依不饶时，往往由严仁颖（《大公报》副理）、吴克斋（《益世报》副理）表现一点风格，从他们的较大份额中拿出一点才算了事。
各报参加分纸的会，多是报馆的负责人，只有《中华日报》经常不派人参加，该报社长齐协民另有公关之道。但齐协民在旧官场中是有名的人，他和军阀陈光远（江西督军）、国务总理靳云鹏、潘复以及抗战前主持华北政务的宋哲元等关系都很深，人称“齐六爷”。报业公会每次分配进口纸之前，他都在镇南道（今睦南道）私宅设家宴，款待各报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前，每年的宴请我都要参加，因此对齐协民有一些了解。在宴请中，他在敬酒时每次都说两句客套话：“烦诸位老弟帮忙”“拜托诸位了”，就算打点完事。不过齐协民只求在分配时略予照顾就行，给多少是多少，从不争论。
这个人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是个真正的记者出身。但他为人聪明，善于交际，是一个从记者中走出来的“老官僚”。当时新闻圈的朋友曾打趣说：“看看常二爷（常小川）出门，只能坐三轮车；人家齐六爷却坐汽车。两个人都住五大道，都办报纸，齐六爷当记者办报纸最后当了官；常二爷是当官的最后去办报纸。”齐协民凭借与上层的这些关系，了解很多外界所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时候，很多军政界要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宾。新中国成立后齐协民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写了不少外人鲜知的资料。他的女儿是著名的“女花脸”齐啸云。
仗义执言的张高峰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是我的同乡、同学、同桌，我对他的了解非常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张高峰以写战地通讯报道闻名。
张高峰原名张之俊，从事新闻工作后改为张高峰。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都是矮个头，同坐在教室第二排。1946年9月我在《新生晚报》工作，一天门卫告诉我“《大公报》的张先生来找你”。我久慕张高峰其名，但不知其人，待见面互道学名之后，才知道“张高峰”就是张之俊。十多年未见，我们都长成一米七八的个子，且都戴上了高度近视镜。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在河南，他亲眼目睹了灾情给人民带来的悲惨生活，根据河南叶县实情，他撰写了通讯稿《饥饿的河南》。这篇稿件寄给重庆《大公报》后，总编辑王芸生深感事情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上。第二天，王芸生又在《大公报》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认为《大公报》是“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这时河南旅渝民主人士也联名控告汤恩伯纵兵殃民，以“水旱蝗汤”罪名加到汤恩伯的头上，蒋介石立即电令汤恩伯查明事实真相具报。一时朝野上下视线都集中在河南，群情激奋。汤恩伯气急败坏，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这在当时河南被称为“张高峰事件”。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高峰回到重庆，《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画上了句号。
寓公报人“常二爷” 与我合作办报的常小川是我同乡，年长我很多，我对他非常尊重。在我的印象里，常小川做了半辈子官，最后却从官场出来办报，是个最不科班，最不像报人的报人。
常小川人称“常二爷”，在旧社会他有很多把兄弟，因着这层关系，各方面都给“常二爷”面子，我们的报纸也才得以坚持顺利出版。常小川住在大理道的新忠厚里，当年这是民国总统曹锟的房子，曹的一位姨太太住在1号，常小川就住在2号，现在这房子都已经拆了。说起常小川，著名歌唱家李光曦小的时候常常跟常小川的儿子一起去教会的唱诗班唱歌，因此培养了对歌唱的兴趣。李光曦曾经撰文写到这个事情，我也看见过他唱歌。这是一个插曲了。
当时我们办的报纸，在政治上有进步的倾向，因此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是个挺棘手的“刺儿头”报纸。每周一早上，常二爷的把兄弟张家彦就到报社来通报情况，如果当局提到了我们的报纸，他就提醒常二爷“注意啊！又点名了。”当然，常二爷与其他各方面关系也非常密切，原戴笠的贴身警卫王鲁翘也是他的“把兄弟”。王鲁翘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做督察长的时候，就因为我刊发的一条消息制造了一件不寻常的死刑案。
1947年5月11日，我在报纸上刊登出天津混混佟海山将被行刑的简讯，原文是：“本报北平电话评剧坤伶小白玉霜（李再雯）控其本夫佟海山汉奸及黑旗队领袖案，前已轰传平津。最近演化，佟李离异事实已成定论，对佟海山之发落，据传军事当局已有判处死刑之讯，即在候令执行。”当天下午报纸出版后，常小川立刻打电话给我，询问消息来源。这个消息是我与北平的同行进行“新闻互换”交流来的，并且北平的报纸已经刊发。常小川听后匆匆离去，他的把兄弟王鲁翘此时正在警察局等着他的消息。按照惯例，执行死刑均在午后，犯人从看守所（今新华路与多伦道交口处）提出后，刑车要经东马路过金钢桥示众，再赴小王庄刑场。但由于报纸的提前透露消息，王鲁翘不得不对佟海山提前行刑。1947年5月13日清晨，没有游街示众，几乎是秘密迅速地，佟海山被直接押往刑场行刑。我们发了一条消息，竟成了佟海山的催命符，这是报人始料不及的。
成舍我（中）和家人 大皮鞋”成舍我 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报人成舍我的大名，对他的办报思路和作风也非常欣赏，没想到后来竟与他成为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我们办报纸虽然在天津出版发行，但当时的北平才是国民党北方政治活动中心，有着丰富的新闻来源。当时我聘请了北平《新生报》的袁行云写了不少通讯，但因人力单薄，重要新闻提供还是不够及时。我想到了自己一直仰慕的成舍我办的《世界晚报》，它在北平的影响力很大。我常常想，要是能跟《世界晚报》合作，交换新闻，那就最好了。可是我年纪小，与成舍我也不认识。有一天，跟常小川谈到这件事，他听了大笑起来：“我跟成舍我是老朋友，你怎么不早说呢”。常小川给我写了封介绍信，我立即到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晚报》找见成舍我社长。
这位报界强人，年方五旬，高个子，面色红润。他办报百折不回，对工作要求严格，报界流行这样的看法：凡是在成舍我手下当过两年伙计的人，凭这个资历，任何报社都欢迎。他身材魁梧，走起路来皮鞋踩在木地板上，把地板踩得嘎嘎响。他报社里的职工一听到他那沉重的脚步声，就知道“大皮鞋”来了。这“大皮鞋”就成了报界无人不晓的绰号。
我和成的见面除寒暄外，正题刚谈了十多分钟，对于两家无偿交换新闻的事，他立刻表示赞同，当即找来负责编辑的赵富林交代此事。双方商定每天中午12点准时互通电话，互报上午两家采访的新闻。虽说交换，但北平来的新闻，远比天津多而重要。这一办法一直持续下来，对于北平这个新闻重地，我们再也没有操心。
1947年末，我到上海办理纸张的事，从上海返回时乘坐了四引擎的美机“空中霸王”号，与成舍我同机邻座。起飞约20分钟后，成忽然用手推我，悄声说：“你看，右侧一个引擎不转了。”空姐走过时，成舍我询问情况，她示意不要声张。片刻，左侧的一个引擎也停了，飞机还照常往北飞。成舍我常乘飞机，经验多，他说按常规，四个引擎停了两个，应立即返航，美国机师胆子真大。机舱很安静，许多旅客还不知道情况，就这样一路飞行。等到北平西郊机场盘旋下降时，飞机几乎是跳动着下降，这才惊动了所有旅客。在心惊胆战中飞机终于平安着陆，成舍我舒了一口气说：“你看我，出了一身冷汗。”（记者马樱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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