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科，回忆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与过去无关，电视机里播放着新近流行的歌曲，房间里布置着购买不久的沙发和书柜。许多人是带着好奇或怀旧的心情来到这里，穿着时髦的衣服四处询问，然后通常收获失望──他们关心过去的一切细节，但在知青科，过去的细节并不受欢迎。
对那些沉默着坐在蓝色木凳或黄色沙发上的老人来说，眼下的生活才是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年纪最小的也已超过50岁。过去的生活已经远去，30多年前响应号召来到这里的知识青年，似乎已经消失在如今这群目光安静、按时服用镇定药的精神病人身上。他们很少离开这座6层楼高的白色病房，有的人连牙齿都掉光了，却幻想着失去的东西仍然留在身边。
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不到5公里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里，很多事情被遗忘了。李大水使劲挠了挠头，记不起自己是哪一年到了北大荒，而李俊英手微微抖着，喃喃地回忆了很久，也没弄清楚自己在天津的家住在什么位置。
这里的另一个称呼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0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住在这里，试图重建生活。对于过去，这里的人们态度复杂。一名护士说：“我们不希望他们记得过去的事情。”而郜阿利则站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摆摆手，用浓浓的上海口音说：“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提。”
下乡
郜阿利生活在一段并不清晰的回忆里。3月19日下午，他蜷坐在阳光明媚的病房一角，试图用缓慢的发音还原这段回忆里某些场景，却丢失了很多细节。
46年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到一半，就坐上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附近一个叫做“南横林子”的地方。这里是八五二农场的总部，他在这个农场断断续续度过了十几年，此后再也没有走出它的阴影。
郜阿利已经无法用语言解释他当年的选择。这个穿着整齐的灰色中山服的老人一脸严肃，镇静药物抑制了他的情绪，他说话时慢得好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我经历了很多折磨。”他如此总结了自己69年的人生，却说不出这些折磨是什么。
在八五二农场，他当过农工，当过老师，当过护林员；他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在患上精神病后与家人疏远；但这些模糊的陈述并不能勾勒一幅清晰的图景，如果追问下去，他的思维就开始进入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世界。
关于郜阿利那段艰难人生的记忆散落在许多地方，要寻找它们并不容易。他原先的队友大多回了城，一个叫刘进元的人还记得，读过大学的郜阿利有些清高，不怎么和人说话。在农场的宿舍里住在他相邻铺位的程忠汉，对这个不太讲卫生、喜欢留长发的舍友颇为容忍。他记得郜阿利床头的竹箫，尽管很少吹，他记得郜阿利偶尔和人谈论鲁迅时的骄傲和激烈，也记得郜阿利自己埋头吃饭时的孤僻。不过，和郜阿利做了很久邻居的程忠汉，盯着他的照片看了很久，也没法从记忆中搜寻出他的名字──那个年代过去太久了。
人们都能记起的事情，是郜阿利会唱戏。55岁的当地人张恩亭第一次到郜阿利所在的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时，观看了一场演出。他记得，一个男人低着头走上台，没有报幕也没有欢迎，走到半截，突然仰头一嗓子吼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出演《沙家浜》的男主角郜阿利。
站在覆满积雪、被两旁杨树夹起的五队大街上，当年的拖拉机手张恩亭笑着讲起郜阿利的故事，就像一个普通人讲起另一个普通人当年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甚至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在意这些故事。他认识的知青很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然后每个故事都逐渐模糊了，就好像自从知青返城以后突然寥落了的农场一样，缺少关心。
就连郜阿利自己也是如此。他坐在医院里的蓝色长凳上，晒着午后的太阳，不大愿意谈论这些。
身世
午后的太阳也照在不远处的知青科活动大厅。乍一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会为一件事情惊讶，那就是笑容。
笑容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它就像透过白色窗户和银灰色窗棂照进来的阳光一样常见。李大水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是他自己改编过的版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露出一种婴儿般惊喜的笑，“我们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工作，对人生，应该是什么态度？”
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来到北大荒时刚刚读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伤了脑袋，再也没有痊愈。生活欺骗了他，他说他后悔来到北大荒，但又笑着反问：“后悔有什么用？”
陈平原则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笑，他口齿已经不清，人们要通过音调才能判断他唱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他只会唱这一句，然后停下来，默然地走回座位。他是个老北京，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北京腔，但他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在这个被歌声和笑声包围的地方，汇集了与北大荒有关的各种只言片语。有人在歌里唱到“毛主席”，一脸严肃；有人在方格本上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迹潦草但笔画很用力。“响应毛主席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但说起自己来，他们变得结结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关于他们身世的最详细记录，也许就是医院里病例中短短的两三行话。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一生被简要地浓缩。其中一份病例是这么写的：“8岁上学，初中文化，1963年下乡，性格外向，朋友多。”
这已经是包含最多细节的病例了。知青科主任吴斌亲自将大多数知青病人接到医院里，并整理他们的病例。他尽力寻找这些病人的过往经历，但很难如愿。
有的病人是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也有的则是从家里接来。吴斌见到很多患病的知青，被关在家里，或者锁在窗棂上，其中一个因为被铁链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残疾。
吴斌是知青的孩子。他的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从此再没有离开。在农场长大的吴斌，从小就窝在知青的宿舍里，看他们打球、说笑、唱歌。从小学到中学，吴斌的老师许多都是知青，他形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在心里有了梦想”。
吴斌的父亲去世第二年，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成立，吴斌又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当年为他带来梦想的人。
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就连当年被认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关心自己的馒头是否够吃。如果说他也有梦想，那么他想“尽早回到南横林子”，他在那里住习惯了，他想回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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