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占据云南经济半壁江山控烟者呼吁机关禁烟

　　来自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这个烟草大省，经济对烟草的依赖程度一度高达75%。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控烟之路，在“烟草王国”里，他们以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和强大“对手”展开了一场短期内几乎无望的“战斗”！这不禁令人想到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

　　3月16日中午，记者在大理古城附近的下鸡邑村，看到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熟练地抽烟，看到记者，他们既不躲避，也不掐灭烟头，而是依旧深吸过瘾。

　　这幅图景很令我吃惊。

　　来自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这个烟草大省，经济对烟草的依赖程度一度高达75%。

　　“你每领100元工资，有75元是烟草做的贡献”，这句极为通俗的宣传语，曾经作为云南烟草经济奇迹的注脚被广泛传播。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控烟之路，在“烟草王国”里他们以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和强大“对手”展开了一场短期内几乎无望的“风车之战”——

　　从1993年到2010年，周明华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而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议案很好，但时机不成熟。”

　　赵白帆作为“云南控烟第一人”，从2002年开始踏上控烟之路，跟随她的志愿者累计达到500人，她却很悲情地告诉记者：“孩子们来了一批，培训一批，冲上去一批，哭着回来，再换上一批，那感觉很像《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士兵，一批批冲锋一排排倒下。”

　　李晓亮是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作为云南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民间专业控烟机构的执行主任，最让她自豪的是，通过机构的努力让媒体对控烟工作逐渐关注，“迄今已有140多篇报道，这在云南控烟史上是空前的。”

　　作为经济学者，赵鸭桥则从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去解构控烟路径。他从长期的农村社区研究层面感到农民不一定种烟，种蔬菜或者别的作物对他们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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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追寻着他们的足迹，一个烟草大省的控烟群像展现在人们面前。

　　周明华之“超前”【人物】周明华

　　【单位】云南省大理水利局副局长

　　【“战绩”】17年抓住公共场合禁烟话题不撒手，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

　　从1993年到2010年，周明华4次以议案和提案方式在云南“两会”上要求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党政机关制定禁烟条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几乎是礼貌而委婉的拒绝——“设想很好，云南省已经在控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制定条例的时机还不成熟，希望能共同努力促成实施。”

　　周明华现任云南省大理水利局副局长，堪称“云南主张公共场所禁烟第一人”。

　　时任省八届人大代表的他在1993年的云南省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在“公共部门”禁吸香烟，“当时就明确提出在公共部门禁止抽烟，太超前了。”周明华说，“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议案很好，但时机不成熟。”

　　其实，周明华所谓“公共部门”是指党政工作机关，并非所有公共场所，但即使这样，这个意见也很难见容于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因为它明显不合时宜。那时，正是云南烟草业蓬勃上升的时候，烟草正在成长为省里的最主要经济支柱，烟草业发展一旦有闪失，对当时的云南经济的打击绝对是致命的。

　　“另外，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度也还肤浅，提出这个议案不可能有效果，我自己也清楚。”但周明华的这一声“呐喊”在烟草大省却是石破天惊的，从那以后，逐渐地，主张控烟的声音越来越多，“后来遇到云南健康教育所、超轶等同人，我感到我不是孤军奋战了。”

　　周明华对烟味的反感起始于会议室饱受二手烟的经历。“每次开会屋里烟雾缭绕，不仅县乡村的会议上大家吸烟，就连省里的两会分组讨论时的小会场吸烟也很厉害。家里人只要一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就知道我今天又开会了。”周明华说，“吸烟当然是抽烟人的自由，但是你在会议室等公共场合吸烟，你愉快了我不愉快，因为你释放的烟味就侵犯了不吸烟人的自由，别人没有理由受你烟雾的罪。”

　　周明华给自己性格定义为“认死理，过分认真”。

　　出于工作的需要，他曾经到过欧美考察学习。在这些国家，他惊讶地发现，公共场所几乎很难看到抽烟的人，吸烟区和禁烟区有着明确的标识，当地人也都能够严格地遵守，像自己这样不抽烟的人完全有可能享受到清洁的空气。

　　他说他在17年前的议案中曾建议把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应当视为等同于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我提议要倡导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随地大小便一样耻辱。在文明发达国家，你在公共场所吸烟，大家投注的目光和在国内一个人随地大小便被关注的目光一样。”

　　单枪匹马和烟草战了几个回合，周明华在有自豪感的同时，也深感工作的不易。“现在公共场所吸烟情况越来越严重，前不久在省里开政协会，一些省领导来了在主席台也抽烟，我感到控烟更难了。现在觉得控烟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吸烟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就纳闷了，我们在飞机上禁烟，说禁就禁了，为什么其他场合做不到？再过50年、100年大家都认识到烟草的危害，到时可能对烟草的痛恨和恨鸦片一样。”他笑笑说，“我这些观点可能超前了些，但即使声音微弱也要喊出来，让领导知道，听见有这样的声音。”

　　2010年1月的云南“两会”上，作为省政协委员的周明华第四次递交了《关于制定〈云南省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止吸烟实施条例〉的建议》，这与1993年、2008年、2009年前三次的议案、提案内容相同，周明华所以17年抓住公共场合禁烟话题不撒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无法接受回忆中的烟雾，“领导在主席台上吸烟，一支接一支，还互相敬烟，"禁止吸烟"的标志牌子别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领导是大家效法的风向标，领导在会议室吸烟和不吸烟，影响会不一样。”

　　周明华的观点其实很容易被验证。记者曾经参加过不少会议，会场里只要大领导不吸烟，与会者即使要过瘾，也只能悄悄溜出会议室，不敢放肆和造次。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