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孟凡辰博士近日就中国房地产、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收入两级分化等问题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关于收入两极化问题，他说，中国2009年“保八”努力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整体导致的收入两极化不断加重，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平均来看一直远远高于农民的收入增长。即便是在2009年“保八”民生问题被高度重视并有效加大投入的情况下，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突破5000元，但是仅增长6%。
收入两极化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已经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
这位西门子高管以学者身份接受采访说，以美国为例，据统计，其1/5最高收入者收入自1970年以来排除通胀因素外共增加60%，而其他4/5人口收入下降10%。据《纽约周刊》报道，沃尔玛大股东沃尔顿家族要比美国收入低的1/3人口（约1亿人）总合还要多。再以香港为例，据联合国统计，香港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城市总收入的1/3；而其最贫穷的10%人口，仅拥有城市收入的2%，而且收入两极分化势头还在不断加剧：香港吉尼(Gini)系数（0代表收入平均分配，1代表收入完全不平均分配）在1986年是0.453，1996年已是0.518，而在2006年则高达0.533。香港近18%人口即1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说美国的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分化，是因为其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接受并转嫁高风险给其他国家及其人民，获取并将短期高额利润私人化的强势所造成，那么香港经济运行对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日益加剧，则来源于尤其是公共和公益产品和服务，包括房产业的垄断型经营和相关商业模式。香港和美国这两种模式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孟凡辰指出，中国去年4万亿“保八”举措的重点之一是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大发展创造硬件前提条件。但是这类公共产品垄断建设、经营的结构性历史遗留，正在中长期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以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春节返乡探亲为例，如果只能坐高铁而不能购买普通车票返乡的话，其1到2个月可支配收入将会被消耗掉。美国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的成本竞争优势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普通蓝领也必须开着大排放、高耗能的汽车到工厂做工。假定说美国甚至印度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对其公共产品系统如高铁、城市轨道交通进行改造、重建，大幅减少对高排放、高成本航空、汽车在经济、生活中的依赖，不难想象中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创造的未来公共产品服务与这些国家相比，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工业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不应有的成本负担。
孟凡辰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体制优势即强势政府，完全有可能从结构上优化我们的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交通、金融、战略性能源、大宗原材料等，从制度上避免中国公共产品垄断性的经营模式对不同群体收入两极分化的推波助澜。这不只是中国经济对可持续内需增长的要求，也是中国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因为如果把香港收入两极分化现状推演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话，也就意味着13亿人口中有2.3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将低于贫困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必定会因公平公正欠缺而毫无可持续可言。中国政府决不应该为短期既得利益驱动、通过自己掌握的政策、土地和金融资源，无意识、非理性地把国民财富实质性地越来越多地转到一小部分人手中。
孟凡辰说，除了中国完全能在这一领域向全球展示我们政治体系的潜在优势即社会公正外，北欧各国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可以借鉴的“全球最佳”实践，如较平均的薪资结构、高福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要素在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攀升时也保证了消费下降幅度极低、经济体系整体运行依然平稳。如果能帮助世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找到实现避免收入两极化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必定会为“中国模式”在尤其是发达国家赢得更多民意和敬意、有效化解意识形态敌对。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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