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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拿什么遏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组图)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4月09日07:10
  新华网北京4月9日电(王秀)在金融危机远未平息的背景下,许多问题已退居次席。奥巴马在美国金融危机之际上任,于是如何拯救美国经济成为考察他执政能力的重要砝码,这也决定了他的政策取向将多半是:第一经济;第二经济;第三还是经济。奥巴马能否连任也将取决于他能否把美国拉出经济危机的泥沼。那么,奥巴马将会采取些什么样的对策?奥巴马计划真的是罗斯福新政的重现吗?他又为何要征“金融危机责任费”?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列恩哈特的文章,今日开始连载,敬请关注。
  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奥巴马明思苦想对策

  投行:利润归自己风险归大众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50多年中,美国银行业经历了经济学家加里·戈登口中的所谓“平静时期”。在大萧条之前,金融恐慌总是周期性地造访,每十年就会爆发一次。人们总担心自己的财务安全,于是就疯狂提款,可是银行已经把钱借给了别人和商业公司,根本就没那么多现款可提。

  1933年,罗斯福政府和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是政府设立一个名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新代理机构,以保护存款并且保证储户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也能拿回自己的钱;另外一项规定就是对银行业务进行限制,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开,只允许商业开展传统的借贷业务,保证其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把存款用于股市投机,也不能进行承购包销。这两项规定既限制了商业银行与存、贷方之间的关系,又减少了他们的损失。“平静时期”由此诞生。

  但到了80年代,商业银行却开始面临来自于存、贷双方的双重压力:储户可以把钱投资到互助基金上,这样的投资风险不大,但收益却更好;同时,曾经只能从银行贷款的公司也可以轻松地从证券市场借到钱了。
  拯救美国经济谁有良策?

  客观的说,这样的变化并非坏事。正如美联储理事丹尼尔所言:罗斯福新政“为银行业带来了40年的安静繁荣,但是在满足存、贷双方的需求上却缺乏创新性”。在竞争更激烈的体制中,借贷的代价下降了。信用卡、借记卡、自动提款机、网上银行等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回报率相对较高的股票市场向更多人开放。风险投资把想法变成了公司。就这样,“平静时期”逐渐走向终结。

  但是,银行的新竞争对手们基本不受监管。他们不用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约束。正如财长盖特纳所说:“整个系统都在银行业之外,政府对资金和借贷经营没有有效的制约”。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行利用高杠杆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单以首付款为例吧,就好像传统银行仍在收取更多首付的同时,雷曼兄弟却可以把房子的订购价降低3%。当房价上升了3%,雷曼的投资就获得了双倍收益。世界保险和金融服务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同样创建了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业务而又免于政府监管。

  再来看看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了回应挑战,传统银行开始呼吁放松对他们的限制和监督,这样他们也能进入互助基金,帮公司销售股票。1999年,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大部分条款,让传统银行合法地进入了这一更具风险性的投资领域。即使这样,被统称为“影子银行”的新竞争对手——投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其他企业,仍继续享受着最少的审查并迅速成长。由于高杠杆,他们只需要走在普通投资者之前一点或者只是在牛市浑水摸鱼就能挣到很多钱。难怪前美联储主席、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感慨:“这些公司赚了太多的钱,而对经济的贡献却少得可怜。”也难怪奥巴马总统老用“肮脏”一词来形容华尔街的奖金。

  奥巴马的班底正在白宫摇旗呐喊庆祝医改法案的通过,但他们肩上推动美国金融改革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华府内部甚至和欧盟对于金融监管的严重分歧使得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本月就发出严肃警告,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勉强连任后正绞尽脑汁应对美国的通胀问题。此外,全球市场对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恐惧随着冰岛、迪拜、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激化而被更加放大。

  就这样,“影子银行”得以占据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半壁江山。他们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金融恐慌的前提条件。高度杠杆化的企业在恐慌中是很脆弱的。这次,恐慌不是来自于受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保护的个人储户,而是来自于金融企业。现代金融的核心部分是所谓的回购市场,里面每天都会发生巨额的借贷。如果销售方突然担心借款方有问题,他们就会突然要求借款方提供更多的抵押品。一旦一家贷方开始要求更多抵押品,其他公司也会感到紧张,并进行同样的动作。这类似于银行挤兑,只不过这发生在电话和电脑上,而不是银行的大门口。2008年9月,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要求雷曼提供更多抵押品,最终导致其破产,就是典型的例子。而雷曼的破产也迅速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恐慌。

  大银行的倒闭往往造成严重破坏。先是信贷枯竭,然后经济就进入了资产价格下跌和失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2008年开始发生的事情。要使信贷再次流动,联邦政府不得不动用几十亿美元税金进行援助。这是一个近乎“童话”般的故事:在经济情况良好的时候,政府帮助银行寻找生财之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的救援使他们免于崩溃。正如石油公司可以从污染中获利,华尔街得益于监管薄弱一样,在这个故事中,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左)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右)都忽略了过去十年中经济过剩的迹象
  在经济危机中,大量金融界黑幕被披露出来。包括”世纪巨骗”麦道夫在内,美国已有几十起针对抵押贷款经纪人、银行家等金融从业者的诉讼正在进行。

  金融危机中煎熬的人们严厉地指责几十年中逐渐放松的监管体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如果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还是运行在罗斯福新政下,他们就不会破产。脆弱的监管体系允许华尔街公司背负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促使企业违反常规,作出更多、更具风险的投资,以提高企业利润。但是,当投资价值开始下降时,公司就不再有犯错的机会。他们就像付了少量首付的买房者,却很快发现自己承担不起。

  但是要想想到底谁的问题最大。答案是雷曼这样的独立投行、贝尔斯登、美林和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影子银行。他们根本就不是银行。他们永远不会被新法案约束,也不是受放松监管影响最大的企业。

  所以,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被改变的监督体制。随着时代的改变,金融体制已经变了,然而美国政府却还泥古不化。创建新的“安静时期”并不是要恢复既有规则。时代呼唤新的规则。

  奥巴马计划:重建监管体系

  在金融危机远未平息的背景下,许多问题已退居次席。不像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当选时,可以在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坐收美国"冷战"胜利的"和平红利"之间作出选择,奥巴马没有这种机会。他的政策取向是:第一经济;第二经济;第三还是经济。奥巴马能否连任也将取决于他能否把美国拉出经济危机的泥沼。

  尽管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监管体系的问题,总统仍下决心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策中,始终有一个不同的主题,那就是更多地投资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并非自由市场的产物,但离了它,就无法有效遏制社会危害。环保法的出台和警察局的设立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政府已经增加了在学校、公路和科研方面的投资,正力图在金融、能源政策和医疗保健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盖特纳财长认为,这其中的主要部分是金融监管的重建。

  为了减少未来危机的可能性,奥巴马计划将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赋予监管机构更大权力,监管从抵押贷款到复杂证券的全部交易。这是为了防止金融定时炸弹(诸如无文件贷款和过去十年的抵押债务)在未来被引爆。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金融企业将被迫减少负债,保持更多资金储备。这就相当于要求买房者付出更多首付:在投资收益变坏时,更多资本可为公司提供更大的缓冲。最后,若缓冲不足,允许政府收购摇摇欲坠的金融公司,就像它已经购买传统银行一样。监管者可以确保公司的经营时间足够长,以防止恐慌和缓慢售空。
  2009年3月12日,美国巨额金融诈骗案嫌疑人伯纳德·麦道夫被收监入狱。这位前纳斯达克主席、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精心编织骗局,二十多年来骗局的雪球越滚越大,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五百亿美元。

  这些措施有用吗?不太好说。没有人可以肯定未来的泡沫或危机将在何处爆发,又该如何预防。你可以对监管的许多不同模式进行似是而非的争论,而针对监管重建的诸多细节也早已充斥着大量辩论。应该如何对衍生产品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组织应该是独立的机构,还是美联储的一部分?哪个机构应该对收购破产公司负责?

  对于上述疑问,奥巴马的计划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总统的计划有望弥补监管网络中最明显的漏洞。可以想见,今年夏天,国会将克服党派分歧,通过一项重要法案。监管人员必须设定资本要求,决定何时关闭经营不善的公司,在保护消费者和允许他们自行选择之间做出平衡。该法案不会说明其中的许多细节,奥巴马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都未曾就此特别说明。除了向我们承诺,下一次监管机构会做得更好之外,他们没有提供指导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更关乎人性,而非政治。根据定义,下一阶段的金融过剩似乎已经创造了历史。资产价格将一直飙升,不管新的金融工具是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是安全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说:“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很难进行纪律约束,因为每个人都跟你对着干。”果然,无论伯南克、盖特纳,还是几十个其他监管机构,都没有去理会过去十年中经济过剩的迹象。

  对付监管失误的一种途径,是执行明确而彻底的规则,以限制人们自欺欺人的能力(认为下一个泡沫是不同的),例如事先提高准备金,以防银行自行改变。到目前为止,白宫、美联储和国会大多能把握这些规则。

  值得思考的是,目前的监管重建计划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即使华尔街领先国会一步,即使未来的准备金出现太多漏洞,即使政府没能及时接管下一个雷曼兄弟,重建的监管体系是否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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