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供养和税费负担积重难返
周天勇：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业、百姓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我发现，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比如，2007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51549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保守地算为85223亿元，为当年GDP的33％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GDP税费负担率18％—25％为宜的范围。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
周天勇：对。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92％；行政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1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考虑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估计在1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就是说，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2007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29425亿元。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
当然，如果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如果不影响创业、投资和企业，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关键是它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大，势必会挤占对居民和企业的分配。老百姓的收入低，又何谈消费和创业。
周天勇：目前的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过度使用资源，这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必须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体制上，我们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规模控制住，没有将其收钱和花钱的方法管住。
谨防陷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周天勇：在这种发展模式下，GDP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个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至少还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200万—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由于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能继续沿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
周天勇：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风险。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下。未来可能的危险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比城市快得多。
鉴于目前的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还不能从农村中退出。一是剩余过多的劳动力，对农业的逐步集中规模经营不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二是农民虽不能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但需要临时居住，需要给城市化分配一部分土地，其农村的宅基地又不能充分利用，进城的农民两栖居住，并且其子女还需要宅基地，还要扩大居住面积，结果全国居住需要的用地会更多。
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在创造农业增加值比例日益下降的农村中，用加大投入和发展农村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不能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人员闲置和失业严重，贫困人口较多，只能使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政府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抑制了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收入增长较慢，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居高不下。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等发展的陷阱之中可以称之为“中国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学者们大量地讨论过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您所说的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但可能出现的“中国陷阱”与“拉美陷阱”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所区别：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发展重化工业，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能够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同时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到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大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当前，避免跌入“陷阱”，遇到以下难点：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30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这些道路上走下去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如开征物业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在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方面，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
亨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
我们应该牢记这句话。
■本报记者 柏晶伟■对话嘉宾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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