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中东“劝架人”
陈晓晨 孙文竹
身处江南水乡,吴思科被问及最多的还是亚洲最西边那片被沙漠覆盖着的土地——中东。
吴思科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他在中东搞了30多年外交,是个“老中东”了。阿拉伯人视他为兄弟;以色列人视他为朋友。这多少解释了他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职位上。
自去年3月就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以来,他已经多次访问中东。吴思科对特使这个职位的描述是“大部队的小分队、大舰队的小舢板”。快速、灵活,是这个职位的最大特点;配合整体外交是这个职位的核心任务。
上周末,在“博联社春季论坛”上,吴思科特使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表示,“不挑头”不等于“不作为”,中东问题关乎中国的利益、责任与义务。对于巴以问题,他的感触是,既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要灵活地“给邻居拉架”。
巴以问题错综复杂
第一财经日报:巴以现在最难解的矛盾,是在以色列方面,还是在巴勒斯坦内部,或许在美国等外在因素?
吴思科:巴以问题错综复杂,问题交织。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巴以之间已经中断很久的谈判。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提出尽早恢复谈判,希望向阿拉伯世界释放友好善意。
一年多过去了,奥巴马受到各种因素牵制,包括国内犹太集团压力、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伊朗影响力上升等。热情冷却、悲观情绪上升,会不会导致新一轮紧张?阿拉伯方面主张谈判的温和派对此感到压力。
以色列方面并不放松定居点等最基本问题。这个阿拉伯人心理上的“结”不解开,很难恢复和谈。今年3月,阿拉伯外长会议本来通过了支持巴以恢复间接和谈的文件,结果以色列透露出定居点计划,间接谈判无法启动。上次我参加阿拉伯首脑会议,有关各方都很忧虑,但无能为力。
日报:再拖下去,对巴勒斯坦是不是更加不利?
吴思科:是的,但是没有办法。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问题上,以色列拒不让步。阿巴斯主席面临着哈马斯等内部力量的斗争,如果美、以不在定居点问题上作出承诺,巴方就不会轻易回复。
公众外交至关重要
日报:巴以问题对我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吴思科:巴以问题是二战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涉及中东这一重要战略地区,对国际安全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关系到我们的利益、国际义务及国际责任。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参与,促谈劝和。现在的状况没有别的选择。主张对话谈判,也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中“和”的理念。
日报:设立中东特使的目的是什么?
吴思科:目的是增进我们和中东各方的相互了解,拓展友谊。最终还要促进此地区各个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在国际上彰显,我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正在发挥作用。这是个长期任务。
日报:为什么如此重视公众外交呢?
吴思科:在这个时代,世界已经“扁平化”,外交不再只是一部分人之间的事。当然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府间主渠道不可替代,但形成推动的舆论,更有利于外交目的实现;民众不理解,可能事倍功半。国内外民众的意见都非常重要。
日报:与之前相比,巴以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和底层民众对中国印象如何?有何期待?
吴思科:中国同巴勒斯坦之间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只有18年,但犹太人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还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古老文明,双方互相尊重、钦佩。
希望早日“失业”
日报:之前,你在多个国家担任过大使,从去年开始担任中东地区的特使。在任务的特殊性及授权方面,特使工作同大使有什么不同呢?
吴思科:大使代表政府处理与驻在国一国的关系,特使则可以就某一热点问题,同所有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既包括地区冲突的有关各方,也包括美、俄、欧、四方委员会等国际力量。交往广泛,比较灵活,但任务始终专注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日报:在你担任特使期间,有哪些具体工作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哪些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吴思科:特使的工作有一个特点:“短平快”,机动灵活。还有一个特点是接触面广,中东的十几个国家我都去过,与俄、美四方会谈的负责人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都有过接触,也有过比较深入的交谈。例如,在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会谈时,我们谈到了政治家面对阻力,如何能够果断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另外,特使的工作与我们主渠道的总体外交是紧密配合的。
日报:一些“老中东”曾说,他们很希望自己能够“失业”(这样就意味着中东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评价?
吴思科:研究中东问题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愿望”。去年我刚被任命为中东问题特使时,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见面,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任期尽量短,早日完成使命。但大家也都知道,中东问题确实很复杂,需要长时间的思想准备,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