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鲁中晨报
特派记者 姜涛
920万元赔偿款已经到位
183人中有20名山东劳工
当得知赔偿款到位的消息时，现年80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老泪纵横。
“上面写的赔偿款，日本加害企业终于低头了。”5月4日晚，为了证实眼前这份和解条款确实印有赔偿二字，目不识丁的李良杰先后向9名联谊会成员进行了询问。
而这2个看似简单的汉字，却让老人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
10天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信浓川劳工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在东京简易法庭达成和解协议。就在当天，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在北京发表声明，肯定和欢迎西松建设的谢罪，并积极评价本次和解形成的受害劳工为主导的、透明的掳日劳工基金模式。
在达成的和解条款中，西松建设承认在二战期间强掳中国劳工到信浓川工程事业所做苦役的事实，表示深刻反省和谢罪，并向183名受害者支付解决款总计1亿2800万日元(记者注：折合人民币约920万元)。
5月6日上午，记者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燕春饭店招开的“中国二战劳工第六次代表大会暨信浓川索赔和解报告会”上获悉，目前，这笔款项被作为“西松信浓川和平基金”，全部汇入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指定的银行账户，不久将分批发到183名受害劳工及其遗属的手中。
会后，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王建林副秘书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十多年来，中国受害劳工围绕日军侵华战争期间被强征劳工的赔偿问题在日本提起多起索赔诉讼，最终无一胜诉。
“鉴于此，采用非诉讼方式解决方案成为中国受害劳工和律师团的共识。”王建林告诉记者，期间，经过受害劳工、中日律师的不懈努力及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一些被告日本企业出现和解意愿，特别是西松建设公司，通过其律师向代理中国劳工诉讼的日本律师团明确表达了承认历史事实，愿意向有关受害人进行赔罪、支付经济赔偿的意愿，并与日前赴日劳工代表达成和解初步意向，从而使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应该说，西松建设公司的认罪开启了解决中日二战历史的先河，而在当前，做好西松建设向中国受害劳工赔偿的相关工作，不但有利于维护受害劳工的切身利益，还有利于推动解决其它战争遗留问题，更有利于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王建林坦言，作为致力于促进和发展中国人权事业、把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的中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坚决支持受害劳工伸张正义、捍卫人权的正义行动。
“十多年来，我们基金会为捍卫中国人权、特别是支持对日民间诉讼作出了不懈努力，经中国政府及各有关方面的安排及磋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加强了与日本律师团的协调与合作，承担起了与西松建设赔偿的承接和管理工作。”王建林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基金会方面决定设立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赔偿中国劳工基金，即西松和平基金，由基金会代表、劳工代表及中日律师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向有关受害者发放赔偿金。”
5月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将在北京召开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管委会章程和管委会成员名单，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并对赔偿对象的统计、认定，赔偿金的发放办法及程序和时间进行研究和确定。
王建林告诉记者，在183名受害劳工中，有20名是山东人，他们分别来自德州的乐陵、庆云以及滨州的无棣、阳信。
山东二战劳工有9800多人
联谊会委托本报在全省寻找受害劳工
“拿到这笔钱后，先给父亲立个碑，将父亲的遭遇全部刻在碑子，让后代都能铭记这段历史。”
5月6日下午，听说本报作为山东唯一一家媒体赶赴石家庄对此事进行采访，52岁的劳工遗属常新军握住记者的手久久没有放开。对方来自山东德州乐陵的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常新军的奶奶便是在山东家喻户晓的“抗日妈妈”常大娘。
1938年肖华司令员率八路军挺进纵队来到了乐陵，开辟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期间曾被“抗日妈妈”常大娘所救，之后当得知常大娘还掩护了60多位党的干部脱险时，甚为感动，便在此树下认常大娘为干娘。
之后，常大娘带领自己的儿女义无反顾的投身了革命，凡来她家养伤、开会、住宿的八路军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她一声“娘”。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常大娘家便成了冀鲁边区地委和靖远县的机关驻地，常大娘带领一家人挖地道、养伤员、察敌情、送情报，为乐陵的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奶奶的带领下，我父亲17岁便参加了当地民兵，然而不幸的是，18岁那年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抓获，并被强征至日本服苦役，整整3年，受尽了凌辱，直到日本战败才得以回国。”常新军回忆说，儿时，父亲经常向他讲述自己在日本服苦役时的经历，“吃的是剩饭剩菜，穿的是破麻袋剪缝的衣服，白天干活有人看着，夜里为了防止逃跑，父亲与其他劳工均被关在没胸深的水牢里，从回国到去世，父亲的腰和腿落一直不能弯，几乎成了废人。”
常新军告诉记者，几十年来，他一直想为父亲的遭遇讨一个说法，但因为缺乏组织，一直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6月，中国二战劳工联谊会主动找到他。5
“在此之前，山东鲁北地区的二战劳工索赔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而我之所以加入进来，其实只是想为父亲完成其临终前的心愿，让日本的加害企业低头认罪。”常新军说，对于和解，当初他无法接受，“曾经我也认为，对于父辈所经历的这段由血泪写下的历史，不能只让对方赔点钱就算完了。”
后来，常新国有幸成为了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的理事，也因此了解到了有关中国二战劳工的更多信息，除了山东的9800多名二战劳工外，全国有共计4万余名劳工，这些已年近古稀甚至已经离去的父辈都在挂念着让对方认罪和赔偿的问题。
“这一次，我们之所以同意与西松建设达成和解协议，其基础就在于西松建设对于二战末期抓掳和奴役中国劳工的问题，明确表示‘承认事实’，对于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及其遗属，作为企业承认其负有历史责任，深刻反省，表示谢罪。”常新国告诉记者，在二战末期那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被抓掳到日本的近4万名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有近7千人被折磨致死，仅从这个数字里，人们就可以知道当年父辈们身处的残酷环境和非人待遇，而在65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一历史告诉世人，为的是让全世界记住这一惨痛的教训，让两年青少年都能知晓这一历史，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常新国说，在得知日本西松建设认罪并做出赔偿后，他首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电话里，母亲先是笑后是哭，我心里清楚，她笑的是胜利后的喜悦，而之所以哭，是因为遗憾父亲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
当天会议结束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还找到本报记者，委托本报在全省寻找受害劳工。
刘焕新说，“下一步，我们将展开对当年日本间组和铁建2个公司强征中国劳工的诉讼，而在这些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山东老乡人数最多，我们现在急需找到他们的下落。”
本报记者专访日方律师团团长
赔偿金额在日本属于较低标准
5月6日上午，在“中国二战劳工第六次代表大会暨信浓川索赔和解报告会”结束后，中国劳工日本维权律师团团长高桥 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记者：这一次，日本西松建设赔偿给中国二战劳工的赔偿金大约是每人5万元人民币，这个数额在日本国内的赔偿标准中应该不是高等吧？
高桥 融：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70万日元，在日本属于较低的一个赔偿标准。
本报记者：日本的政府、企业及民众怎么来看待你为中国二战劳工维权的事情？
高桥 融：大多数日本民众知道这个事情都很赞成。作为政府本身，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态度和动向，但是执政党民主党中的一些人有想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向。
本报记者：之前，加害中国劳工的这35家日本企业一样被比喻成铁板一块，很难松动，你是采用怎样找到突破口的？
高桥 融：也不全是铁板。有的态度软一点，有的硬一点，对于比较软的这些企业，必须造成一种环境来让他接受，首先，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再通过舆论环境给他们施加压力。
本报记者：与这35家加害企业谈判时，你有没有被置之门外的现象？
高桥 融：有。但相信他们的态度也是在变化过程中，我们会为此不断努力。
本报记者：你是自愿并免费来为中国二战劳工做这项维权服务的吗？
高桥 融：是的。
本报记者：为什么你能够非常理智地处理这个问题，你有亲人对二战时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事件亲身经历或见闻吗？
高桥 融：没有。
记者：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件事的？
高桥 融：是正义感。首先，4万多名劳工一直没有得到赔偿，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这么发展下去，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好起来。我最初是受害劳工刘连仁维权律师团的团长，刘连仁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被强行拉到日本干活，在日本的山林里躲藏了十三年。对于这些人，恢复他们的人权是作为律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资金赔偿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本报记者：就目前来看，你所做的一切有没有给你个人和家人带来一些压力？
高桥 融：没有，家人都很支持我。
本报记者：在上午的报告会上，日方和中方的律师都提到了关于中国二战劳工的问题不可能全面解决，所谓不可能全面解决的阻力是什么？
高桥 融：不是不能全面解决，而是目前不能，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相信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为什么是第一个认罪的是西松建设
西松建设屈膝中国劳工的台前幕后
在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二战中国劳工认罪赔偿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有一名中国律师的名字不得不被提及。
他叫傅强，是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也是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傅强告诉记者，中方律师团在2003年7月份成立，当时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山东受害劳工赔偿的问题。
傅强是第一个提出“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历史问题”的中国律师，对此，他也曾背负过巨大的压力，“许多人打电话骂我，说我是卖国贼，是软蛋，还有人发短信威胁我。”
然而，重压之下的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扩大队伍开始为全国中国二战劳工服务，并在北京作为总部组建了全国维权律师团。2009年夏天，律师团又向全国律师发出倡议，声援中国受害劳工打这场官司，搜集有关劳工受害的历史证据。
“中国劳工的索赔斗争已经十多年了，分两个战场，其中一个在日本，由中国劳工日本维权律师团作为主力部队来打这场官司，包括日本国内的议员协商等所有事务都是由日方律师团在日本国内完成，而中方律师团的任务是寻找、发现受害者及其遗属，搜集有关劳工受害的相关证据，与日方律师进行项目配合。”傅强说。
谈到此次和解，傅强认为意义非常重大，“它由过去单一的诉讼方式转变到用政治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且，日方律师团还提出了由全面解决转变为逐一、单个解决的新思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日本民众的出发点非常好，要日本的政府、企业效仿当年德国赔偿犹太人那样，对4万中国劳工全面赔偿到位，但根据日本企业的态度，这么做很难，可以说根本行不通。”
也正如傅强所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其他受害劳工到日本的维权诉讼中无一胜诉。败诉后怎么办？官司还要不要打？赔偿金还要不要？
傅强说，所以的“政治和解”是法律术语，通俗地说，就是受害劳工们与日本企业“私了”。
“现在绝大多数受害劳工及其遗属都理解了我，而在此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劳工和家属都认为此事不能私了，哪怕为了要回1元钱也要打官司，证明我赢了。通过十多年的维权，我们发现这实在太难了！”傅强告诉记者，鉴于这一情况，中日两方的律师团认为，“和解”或“私了”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和解也是有前提的，第一，日方企业必须要反省、谢罪、承担历史责任，这是底线，是和解的基石，不能动摇；第二，是赔偿金额的多少，这是能力问题，可以协商。”傅强说，通过二战中国劳工十几年的诉讼，也教育了中日两国的青少年，中国人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讨回民族尊严，是为了了断那段历史，警示后人热爱和平，永远不再要战争。
“为何35家加害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西松建设公司？”记者问。
“之前，有中国劳工曾告过这个公司，虽然三次均败诉了，但在判决书的引用语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依据国家无答责(免责)原则，西松建设公司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基于中国受害劳工所遭受的苦力，西松建设公司应给予必要的救济。”傅强告诉记者，就是这样一句话，为后来的和解提供了机会。
傅强说，为了让西松建设公司承认这一历史，还有中国劳工日本维权律师通过购买西松建设股票的方式成为对方股东，在董事会上，不断重申二战中国劳动的问题以期引起对方的重视。同时，西松建设因身陷政治献金和偷税丑闻受到政府处罚等因素，也是促成其高层最终妥协并正视二战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原因。
傅强还向记者透露，随着西松建设公司这一缺口的打开，目前，想“和解”的日本企业正在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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