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文_于英红

　　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客死北京，至今已经整400年。

　　自1578年经过6个月的艰苦航行来到印度果阿传教，到1582年应召来到有葡萄牙人定居的澳门学习汉语，利玛窦穿梭于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之间，并尝试以平等的文化交流来传递信仰。这些在他早年就已确立的“入乡随俗”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也因此在东西方都得到赞誉。

　　由于明朝上下对欧洲地理、宗教缺乏认知，利玛窦生前未能实现他的“帝王师”之梦。当32岁的他入居广东肇庆开始建寺传教时，中国人仅仅将其当作佛教流派的一支。几年后，他避居粤北韶州，攻读《四书》等中国原典。1595年迁居南京受阻后，他被迫折返南昌传教3年，却意外大获成功，以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

　　领受进京面圣的指示后，利玛窦计划了第一次北京之行，却因适逢万历朝鲜战争尾声而徒劳无功，之后他通过在肇庆结识的瞿太素结交了不少南京名士，如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科学家徐光启等。1601年，利玛窦携耶稣会准备的重礼再度进京，得明神宗（即御国48年的万历皇帝）信任。之后利玛窦在北京边著述边传教，引领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天启、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

　　总体而言，日趋内省与保守的晚明知识界和公众，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不过是零散的近代科学知识或者被修正过的宗教故事，尚不及日本人从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得到的启发大；而利玛窦们的传教事业却让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化的图景，由此促使欧洲启蒙运动形成了视中国为哲学王国的观念，甚至影响到启蒙运动的美国后继者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设计。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成全了他“世界公民”的名声！

　　天主教会远东传教的机遇与争执

　　西方15世纪前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同为时代潮流。宗教改革使新教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国家传播，削弱了天主教的教权，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希望整顿教会力挽颓势，1540年9月成立的耶稣会就是一次内部革新的尝试。

　　入境中国后想成为万历皇帝神父的利玛窦，一直将曾成功劝导处于新教阵营的法兰西国王兼纳瓦拉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皮埃尔·科东神父视作自己的榜样，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争取新皈依者，尽管实际上亨利四世改教是因为考虑到法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情。

　　总之，来自新教的压力以及进入西方视野中的新土地，让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从1552年沙勿略开始，大批耶稣会士在远东传教路上开展了接力。然而在中国方面，成果是令人沮丧的。从沙勿略客死南中国海岸外的上川岛，到试图进入广东的巴瑞托被拒绝靠岸，再到澳门教区会长派瑞斯、博尔吉亚先后要求在内地开教的两次申请被中国婉拒，以及西班牙教会使者吃的闭门羹，耶稣会士一直不知道如何登陆这个连通商都小心翼翼的国家。登陆失败的西班牙教士慨叹：“没有士兵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1566年，在教皇保罗四世教廷里工作过的范礼安加入耶稣会，给耶稣会指明了迷津。范礼安1577年10月到澳门后，通过9个月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是“伟大而杰出的人民”，并醒悟到先前传教失败的原因。

　　实际上，正如当初基督教刚从犹太教团体中分离出来就要使希腊罗马皈依很难一样，他们现在同样面临着要将教义植入有深厚异教文化积淀且有很高威望与权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早期教会的对策是调整自身以适应罗马文化，除了保留教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外，其余无关紧要环节都可以与罗马社会的文化模式结合甚至被改造。

　　范礼安重提此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引起了轰动，他的澳门同仁们却不以为然。由于欧洲路途遥远，传递信件时间太长，他不得不就近寻求印度果阿教长的支持，教长派罗明坚前往澳门。按照范的要求，罗努力学习中国文字与基本礼节，他还跟随葡商队到广东旅行。在他的劝导下，商队成员采用中国式礼节，使中国官员对商队及罗本人有了好感。当他第二次去广东时，广东总督和一些军务官员甚至参加了罗主持的弥撒。这一不小的进展验证了范回归适应策略的正确，罗马方面也给予肯定。

　　罗明坚亲自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为范礼安背书，“如果不是范神父在这里主持工作，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会发生什么逆转”。随后范礼安在获得上司的许可后将一些固守“葡化”传教方式的会士调离澳门，减少了内部阻力。

　　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后，创造性地落实了范礼安的适应方针。利玛窦学汉语的潜力远在罗明坚之上，而且，在欧洲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很快发现，中国学问其实最需要的是背诵功夫，没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使用西方的位置记忆法效果很好。于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赢得了士大夫的尊重与敬佩。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国显得突兀，他换上了僧服，和本土传教士——和尚保持一致；当发现和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不佳后，1594年起他又改穿儒服。西方记忆法让以中科举为荣的士大夫看到了利玛窦的价值所在，他所带来的新奇器物和自然科学书籍也令他们耳目一新，利玛窦由此成了士大夫社交场合争相邀请的座上宾。

　　在学习儒家经典过程中，利玛窦发现孔子思想中与天主教义存在很多道德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为了使天主教更易于理解和赢得好感，利玛窦着重演绎教义中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他假托儒教学者，传播天主教中较少争议的部分。这样一种简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但对实现吸引中国人的目标却有重大意义。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徐一度位极人臣，且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历帝（清军入关后，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这也说明当年“利玛窦规矩”的成功。100多年后，意欲在中国和菲律宾排挤意大利传教士的西班牙传教士，酝酿了针对儒教礼仪和祭祖传统的“礼仪之争”，激怒康熙帝发出禁教令，令耶稣会士的根基受到重创。

　　启蒙理性的欧洲与封闭

　　感性的明朝

　　当16世纪后半期利玛窦来华时，欧洲与中国在对方视野中的印象是极不对称的。欧洲早期就有对中国模糊但涉及面很广的印象，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帝国确立了稳定的丝绸贸易，由此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试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并与基督教世界联手，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地中海传统商路的垄断。这些劝导当然无果而终，但使臣的报告进一步充实了欧洲人的早期中国观。

　　此后出现的3本著名游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王朝集财富、权力、荣耀于一体的描述，已经完全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些游记陆续出版后到17世纪，欧洲一直有学者在考证这些游记的真伪，而地理大发现为澄清这些疑团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后，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1508年4月，葡萄牙船队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国情况的指令。

　　相比之下，明代中国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对葡萄牙的认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对欧洲的认识显得支离破碎且不着边际。当时中国士大夫作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学问的阶层，却将葡萄牙定位于一个亚洲国家。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满剌加国王遣使向明求援，专心炼丹的嘉靖皇帝无心顾及。10年以后，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议此事，并下了诏书：责令佛郎机（葡萄牙）退还马六甲，并谕暹罗（泰国）等国前去救援。

　　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机不过是朝服大明、与马六甲相近的藩属小邦。佛郎机当然不会乖乖听旨，于是，1514年即到达华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广州，他们的代表在那里死于狱中。中国百姓对此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葡萄牙人与步其后尘的荷兰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海盗，且身体多毛、畸形，有臭味。

　　利玛窦1584年到达广东肇庆后，当地仍然流传着葡萄牙人喜食儿童的说法。到利玛窦抵京之初，他自称“大西洋人”，礼部上书奏称，《大明会典》里记载有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这种观念层次上的错位，意味着利玛窦们的事业将会异常艰辛。利玛窦通过穿儒服、学汉语、守礼节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并把他在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和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神学、哲学、数学以及绘图等知识传授给明朝士大夫们，但中国方面的吸收始终有限。

　　利玛窦在其居住或游历之地所展示的地图已吸收了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向中国人介绍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国在这些地图上所处的边缘位置让知识界震惊了！这些地图刷新了知识界对世界“天圆地方”的认识，尽管有徐光启等开明人士表示认同，但近百年后“地圆说”仍遭到了掌握话语权的大清钦天监官员的“系统”驳斥。监正杨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镜》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对汲汲于科举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阶层来说，近代科学知识并非利玛窦最有力的敲门砖，帮他进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记忆法展示的超强记忆能力。在一次宴会中，利玛窦让在座者写下诸多毫不相干的汉字，他看过一遍后前后背诵无误，让士大夫们亲眼见识了西学的价值。于是，很多士大夫邀请他指点子女提高应试能力。也正因这个机缘，他为照顾一位进京官员的儿子，才获得前往北京的机会。

　　进京后，面对京城保守派的阻挠，他又用带来的自鸣钟解了燃眉之急。万历皇帝对送来的钟有了兴趣，且一日该钟突现故障，太监束手无策，不得不宣赠送者进宫。利玛窦由此获得留住京城的机会，且就在宫廷近旁，方便随时进宫维修。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书简，他去世后金尼阁将其整理成《中国书札》。该书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到政治机制都有详尽叙述。

　　欧洲近代以来的新事物，特别是早期自鸣钟、改进的历法、世界地图、天文学和三棱镜，为利玛窦的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职能，利玛窦则通过向中国人推介这些新事物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然而，尽管明朝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欧洲任何一国，启蒙理性的欧洲文明与封闭感性的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仍然极不对称。落后且被动学习的一方只停留在器物或零散知识的层面，很难内化为肌体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其生命力在风向改变后就成了问题。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在实现利玛窦的“帝王师”愿望（清帝康熙曾师从耶稣会士学习拉丁文、数学和西方科学）之后，传教者和皈依者遭遇了太平天国的“东方式清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有备而来且理性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涵盖了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政界潜规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甚至入职钦天监，更有人参与大清国土地测绘，绘制全国地图！尽管太平天国的杀戮使耶稣会士宗教上的努力化为泡影，但其世俗价值不可估量——传教士们浩繁的东方书简为西方留下了珍贵的汉学资料和东征指南。

　　凶险与奇迹共生的中式官僚政治

　　中式官僚政治堪比地理探险，进入其中者才能感受到凶险与奇迹之间往往仅一墙之隔。利玛窦在写给欧洲总会的信中描述了跨越重洋到中国的旅程艰险，希望欧洲能派遣那些怀有率真宗教热忱的教士来华。实际上，来自政治领域的风云巨变不亚于海上风浪。而当国家机制存在巨大的惰性时，事情的成败就与个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不同能量权柄的人密切相关了。

　　在1583～1588年任职的郭应骋等3位广东巡抚的友善，使利玛窦得以继续其事业，但是继任者刘节斋看上了利玛窦和同仁们修建的形似庙宇、叫做莲花寺的中国式教堂，想占过来作为官衙。此时在中国居留已8年的利玛窦深谙中国人讲面子的心理，他委婉地让刘总督意识到驱赶教士占有其居作官衙，传出去会影响声誉。刘为了面子也妥协了，让利玛窦转移到韶州传教，还给予了关照。在韶州，利玛窦结交了一批有识之士，但其佛教徒的打扮招惹了本地和尚。适逢当地大旱，本土和尚利用当地民众对洋和尚的敌意，指使一批人袭击了教士们的居所。利玛窦在从窗子跳向花园呼喊求援时扭伤了脚，无法根治，从此落下了脚跛。

　　1598年，利玛窦找到机会进入作为陪都的南京。当时朝日混战未休，作为藩主的明帝国在精神上处于高度备战状态，故所有外国人都有间谍嫌疑。利玛窦在得知肇庆旧友徐大任于南京任侍郎后前往拜访，但当他说想留在南京传教后，徐非常紧张也不再友善，甚至收买客栈老板轰利玛窦出城。最后有人指引他南昌乃富庶之地，排外情绪不强，于是他前往。在南昌，利玛窦进展顺利，他撰写并赠送建安王的《交友论》备受这位皇族成员的赞赏，士大夫也争相传阅。而肇庆和韶州的经历也让利玛窦减弱了对教堂这一传教硬件的追求，更注重文化、教义的传播，形成了“南昌传教模式”。

　　1600年进京途中与外出敛税的太监马堂的遭遇，让利玛窦再次领教了宦官专权政治的凶险多变。专心炼丹的万历皇帝对宦官非常依赖也非常信任，而马堂属于宦官中较为得势的一个。当马堂听说一个带着各式精致礼品进贡皇帝的洋人路过时，就以检查礼品名义上了利玛窦的船。利玛窦对太监印象不好，又有人提醒过他马堂的阴险，遂不肯轻易将搬运北上的礼品交与马堂代转皇帝。于是马堂要求开列清单上奏皇帝，并借口清单不全将随船人物全部押解天津，扣在一座庙里，随后开箱检查。十字架上流血有伤的裸体男人让他们找到了借口——马堂们坚持认为这是用来诅咒皇帝的物件。从庙里逃出的教士赶往北京，找利玛窦的朋友帮忙，但谁也不敢插手，他们劝教士将随行礼品全部赠送马堂或可免灾。就在利玛窦准备为事业贡献生命时，1601年初，他们等来了万历皇帝的圣旨，令将外国人和贡品送往京城。

　　按照明朝正常的政治运转，利玛窦等应交与礼部接待，再将贡品转交皇帝，但是宦官专权架空了礼部这一程序，太监希望绕过礼部，以便拿到一些皇帝给洋人的赏金。为安全起见，马堂将传教士们留在自己房子里住下，还派兵士看守。

　　利玛窦来京是希望寻找机会传教的，眼瞅着希望渺茫时，朝臣与太监的权力博弈又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主管对外事务的礼部官员蔡献臣对太监僭越程序尤其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非常生气，派一些兵力将教士们从马堂房子抢了出来。蔡责问利玛窦为何不经由礼部却通过太监进贡，利玛窦力辩说自己被迫落入马堂手上，而朝廷重臣都害怕马堂，这缓和了蔡的怒气。作为回报，利玛窦送了地球仪、四分仪等物品给蔡。

　　但右侍郎朱国祚又不干了，他连续派了几个手下盘问利玛窦进京目的，利玛窦回答说是来传播宗教律法的，他们已在中国生活多年，不图做官与回赏，只求能留在北京。朱国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批评了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礼部事务，又奏请将教士遣送出境。然而此时万历皇帝正困在立太子的人选争夺战中，恪守祖制的朝臣与支持皇帝的太监之间的拉锯战进入了白热化。右侍郎以太监私会传教士为由奏请遣返利玛窦一事，给了万历一个表态他支持太监的机会，再加上他着实对自鸣钟产生了兴趣，于是特许利玛窦等人留住北京。

　　变幻无常的专权政治下几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让利玛窦着实体会到了梦幻般探险的意境。尽管他在汉语世界中传播天主教的方式尚存争议，但凭借深刻的信仰、卓越的才华与坚忍的毅力，利玛窦最终在向来闭塞倨傲的东方帝国权势圈赢得了一席之地——他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他及他所传播的福音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同时，中国人也尊称他为“泰西儒士”。还应该看到的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让其被奉为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的耶稣会传教徒典范，更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