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动物激增占城市空间 保护流浪动物无法可依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浪犬难题

　　　文/闫文亮

　　根据媒体报道，在泰国曼谷，由于不少市民遗弃宠物，使得流浪犬随处可见。由于流浪犬可能染上狂犬病，给市民带来生命危险，曼谷市政府计划与全市兽医院和兽医诊所合作，用至少6年时间解决流浪犬问题。举措之一是出台法律，强制宠物主人为宠物植入芯片，以便在其被遗弃后追究当事人责任。

　　类似的情形不只在曼谷发生。在北京，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居住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许多人在离开时也抛弃了自己的宠物，而这正是北京流浪狗数量迅速增加的最直接原因。

　　拆迁过程中的流浪犬问题：90%村民离开时抛弃宠物。

　　刚刚过去的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何勇正在地震灾区进行狂犬病防疫工作。“每一次大的灾难之后，狂犬病的防疫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绵竹的一个镇子上，一位当地妇女误以为何勇是成都人，于是请求他把自己家的狗带走，“让它去过好日子”。这件事让何勇想了好久，“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全家一个月只有一小半矿泉水瓶的油，只有有限的一点米，为什么她还会想到她的狗，让我把狗带走去过好日子？”

　　在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故事后，何勇认为，这是因为，这样一场大灾难，让大家释放出了更多的善良和人性的美好。在这种情况下，人和动物的关系并不是疏远了，而是更加依恋。后来，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特地出了一本画册，讲述了地震过后人与动物互相依存的种种感人瞬间，画册的名字就叫《生命的赞歌———汶川地震中的人与动物》。

　　然而，近来在北京上演的一些事，却让何勇以及很多志愿者既愤怒，又无奈———随着城镇化进程中轰鸣的推土机声，很多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在拆迁之后，他们都拿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拆迁款，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在离开时抛弃了原来朝夕相伴的犬只。

　　根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进行的调查，有90%的拆迁户表示，在拆迁之后不会把狗也一起带走———2009年5月份，顺义某村接受调查的150户人家中，其中仅有10家表示会带走自家的狗。今年4月，大兴某村接受调查的22户人家中，仅有2户表示要将狗带走。

　　由于这些被遗弃的狗出现在公路上的概率极大，所以给城市生活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也许就是交通隐患。参加流浪动物救助的志愿者表示，去年8月南六环某个村子拆迁，整个村子的狗全部被遗弃。由于附近就是高速公路，那一段时间中，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撞死的狗。

　　此外，由于流浪狗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它们会变得更加敏感，有时会守着一个垃圾筒。如果此时有人接近垃圾筒，就很可能发生意外。

　　另一个很明显但也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大量流浪狗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城市形象。这是因为，尽管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但真正体现公民文明程度的，有时却是如何对待动物这样的“小事”。

　　被抛弃动物的悲惨遭遇：废墟中的守望

　　虽然很多房子已经在拆迁过后变成一片废墟，但有些被遗弃的小狗仍然认为主人还会回来，所以它们趴在原来的家里，很多天都不走开。

　　去年1月，名为“瑞家”的流浪动物救助团队拍摄了一个名为《废墟中的守望》的短片，讲述了这些小狗的悲惨遭遇。短片中，一位当地村民告诉志愿者，很多狗在主人拆迁之后被遗弃，有的就被人抓走吃了。一年多过去了，在土豆网上，这个短片的点击量达到27万余次点击。

　　然而，短片中讲述的故事并不是流浪犬的全部。在拆迁过程中，有些村民会把自己的狗卖给收狗的人，甚至眼看着自己的狗被毒死。有时，狗的主人还利用志愿者们的善良，强迫他们出钱买下这些必然将被遗弃的狗。

　　为了让狗的主人在拆迁时把狗带走，有的志愿者提前一年就开始做村民的工作。他们每周给村民送狗粮，告诉村民不会在拆迁后因为养犬而增加负担，希望他们到时能把自己的狗带走。但在拆迁结束后，志愿们发现，那些他们关照了整整一年的、主人们曾经特别诚恳地说一定要带走的、而且已经免费进行过绝育、防疫的狗，最终还是被抛弃了，“他们把我们所有志愿者都骗了。”

　　有的村民家中的母狗下了小狗仔。狗主人告诉志愿者，自己只要母狗，小狗可以让志愿者带走。然而，由于小狗尚未断奶，志愿者们甚至不得不向狗主“租”母狗进行喂奶。

　　还有的主人告诉志愿者，想救狗就得给钱，“你是杀了吃肉也好，还是别的也好，只要给我钱就行”。一位志愿者很悲伤地讲述了小狗“黑妞妞”的经历：“当时卖给我们的时候，主人给它拴上绳子，然后骑上自行车走了，黑妞妞还一直在后面跟着。它不知道主人已经把它当作一百块钱的狗肉卖给了我们。”

　　在这个村子中，志愿者们一共救助了60多只被遗弃的小狗。现在，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领养。然而，这个短片以及被遗弃的小狗们，只是很多个故事中的一个缩影———根据报道，今年将会有50个这样的村子被拆迁。

　　“我们的团队太小了，能力太有限了。”志愿者茜茜无奈地表示。

　　不再被需要，所以被抛弃：农民上楼后不再需要看家护院。

　　从平房搬进楼房，很多人的生活会进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行为习惯，需要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其中必然也会涉及宠物饲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大队长唐云利表示，有的养犬人就地上楼后，客观上没法再养，这是流浪犬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IFAW工作人员曾经和拆迁户进行过交流。在谈到狂犬病防疫等问题时，对方的回答都很配合，但惟独说到“拆迁之后是不是把狗带走”时，不管此前的交流多么顺畅，这些村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带走！”

　　客观而言，在农村养狗，在某种程度上，所需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搬入楼房后，养狗的费用却会有明显增加。在生活细节上，也会增加太多的不方便———在农村时有院子，给动物洗澡很方便，而在上楼以后，很多人发愁该怎么收拾动物。

　　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农村养狗和城市养狗的出发点往往大不相同。城市中的狗大多是作为“伴侣动物”被饲养，而农村的狗大多数起的是“看家护院”这样的功能。但在村民搬入楼房之后，由于他们不再需要“看家护院”这样的功能，所以很容易做出抛弃动物的决定。

　　问题在于，即使是弃养，也并非简单地一弃了之。根据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如果养犬人不愿意再养，可以将其就近送到派出所，再由派出所送到所在区的养犬联席会议办公室，并统一送到留检所，给有条件的人认养。整个过程并不复杂，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嫌麻烦，因此直接选择了弃养。

　　流浪动物激增将侵占城市空间

　　 文/闫文亮

　　流浪动物不可能完全从城市中消失。但由于繁殖能力较强，如果不加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可能呈几何级数倍增，除了扰民，还会对城市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并对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威胁。

　　针对流浪猫大量繁殖的问题，国际上通行的“捕捉-绝育-放归”模式可以有效应对。但流浪狗不属于“城市野生动物”，它们只能被收容，而不能被“放归”。但相对于有限的容量，收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一对成年猫10年可繁殖后代8000万只，如果不加控制，流浪猫数量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流浪动物数量的增加，除了人为抛弃，其超强的自然繁殖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一份宣传资料中表示：“如果宠物都不做绝育手术，其繁殖速度会让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为它们找到足够的家。”

　　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但很少有人想起要算一下———两只未做绝育的猫或者狗及其子孙，如果按一年生两胎、每胎2至8只计算，第一年产仔12只，第二年产仔66只，第三年产仔382只……到第十年时，其总数将达到8000余万只。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当一个地区的流浪猫数量超出控制之后，既可能对其他动物数量产生显著影响，使城市生态造成破坏，其自身也可能因食物不足而变得体弱多病，一旦发生疫情，则会进而影响居民生活。

　　如果真的到了流浪猫数量失去控制的地步，以往通常的做法是大规模捕捉并进行安乐死。但这种做法往往会遭遇公众的反对。根据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亚洲进行的公众意识调查，高达94％的人对于虐待、虐杀和虐食猫、狗等伴侣动物持反对态度。

　　问题还在于，即使付出高昂的道德成本，捕杀流浪动物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新的没有绝育的流浪动物会很快填补那些因捕杀造成的空白，并很快开始下一轮繁殖。

　　目前公认的控制流浪动物的最有效办法为“TNR”，即“Trap”(捕捉)-“Neuter”(绝育)-“Release”(放归)”。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志愿组织“幸运土猫”开始为流浪猫实施“TNR”，他们发现，在流浪猫绝育率较高的区域，由于流浪猫数量得到很好的控制，扰民情况也减轻了很多，不仅爱猫人士的感情得到了保护，一些不爱猫的人士对流浪猫的反感情绪也有所缓解。

　　北京市TNR项目：3年绝育3万余只流浪猫 。

　　很多宠物主人的误解在于，自己家中的宠物不会出现生育问题，所以不必对其手术。但事实上，没有进行绝育手术的宠物，不仅可能在发情期间表现出并不讨人喜欢的行为，人们也无法对其繁殖行为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更糟糕的是，如果它们因为有意或无意的原因成为流浪动物，就会成为导致流浪猫数量爆炸的成员之一———根据志愿者的统计，在某些区域，有80%的流浪猫来源于人为抛弃。

　　除了控制生育数量，为宠物进行绝育手术，对其自身健康也有益处。比如雄猫会减少打闹；雌猫不会因叫春而扰民，因发春而损坏家具、物件的情况会随之减少，患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市小动物诊疗协会的倡议下，北京市60多家动物医院参加了免费为流浪动物进行绝育手术的公益活动。每个医院、每个月会为10只流浪动物进行免费手术。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这项公益活动维持了两年，最初的60家医院中陆续有人退出，最后变成了38家。“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项工作应该在2007年底已经划上句号。”小动物诊疗协会理事长刘朗表示。

　　好在资金支持还是及时来到。2007年，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为TNR项目申请到一笔财政拨款，使其得以正常延续下去。小动物诊疗协会下属有100多家团体会员，每家每个月能进行10个免费绝育手术，总计就是1000只。

　　申请免费手术需要拿到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的单子，志愿者们将其称为“猫票”。这些猫票通过北京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发放到各动物救助组织，救助组织再通过志愿者联系动物医院进行手术。“很多救助组织都反映单子不够用，我们也只能在财政资金上再多申请一些。”刘朗表示。

　　此前，北京市TNR项目主要借助救助组织、行业协会、志愿医生等社会力量。而从今年开始，这项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韦海涛透露，目前已初步确定西城区为流浪动物救助示范区，将展开区域性工作。在救助者未能覆盖到的地域，西城区动物防疫体系负责与各个社区单位联系，最终实现对西城区所有社区单位全覆盖。

　　流浪狗没有“法律地位”，只能被收容，不能被放归。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猫和狗既然都是最常见的家养宠物，那么在它们被遗弃后，救助的措施似乎也应该差不多才对。然而，进展顺利的流浪猫TNR项目却无法被复制到流浪狗问题上，原因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和流浪猫相比，流浪狗并没有城市野生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法律上来说，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法律地位确实不一样，“流浪猫可以被视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适量的流浪猫对维护城市生态系统是有好处的。”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韦海涛表示。

　　对流浪猫来说，救助中需要重点注意的是科学救助，以免对城市生态造成破坏。韦海涛表示，如果对流浪猫救助不当，比如过度的投喂，可能造成其过度繁殖，数量就会呈几何数量增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投喂比较多的天坛公园，一度曾经出现流浪猫聚集的情况，而鸟类和松鼠一类的啮齿动物却明显减少。

　　而流浪犬的问题却完全不同。由于没有城市野生动物的地位，理论上所有的流浪犬都是要被收容的。而在进入收容所之后，如果一定期限内没人认养，就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定”处理。韦海涛表示，TNR项目的含义是“捕捉-绝育-放归”，但其中“放归”这一条显然不适用于流浪犬。

　　也就是说，流浪狗问题一旦出现，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严重后果。除了被收容起来等待新的主人领养，城市流浪狗没有其他出路。

　　很多人拆迁抛弃宠物犬，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收费太高”。比如，原来按农村标准收取注册费，搬家以后则要按城市标准收费，可能多花好几百元。但犬管处处长于立宪表示，北京市的注册费用并不都是一样，在农村地区，收费标准都是由当地政府决定的，有的区县甚至不收取任何费用。于立宪认为，产生流浪犬的根源并不在于诸如“收费高”之类的问题，而在于宠物主人对于“责任”的理解远远不够，“既然养了动物就要珍爱一生，既要尊重人类的生命，也要尊重动物的生命。”

　　保护流浪动物尚无法可依

　　　文并摄/闫文亮

　　你的经济状况是否足够让你支付宠物的日常消费和诊疗就医的费用？你是否在心里做好准备，容忍宠物给你带来的不便，并与其一直相伴？面对这些问题，你会发现，养宠物的决定也许只是一时冲动，但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却并不都是很轻松。“一旦选择，终生相伴”，你做得到吗？

　　“文明养犬”，从观念开始。

　　从最初的“禁养”到“限养”，再到如今的“养犬管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变化体现了政府观念的变化。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唐云利坦承，从“禁”到“限”的两个阶段，事实上都没有实现控制养犬的初衷，反而造成养犬人既不登记也不免疫，对狗及其主人都带来一些健康危害。

　　从2003年起，养犬法规转变思路，由限养改为加强管理。随着登记费用的下降，很多原来偷偷养犬的人踊跃登记，使得宠物犬的管理进入良性轨道。

　　从2005年开始，登记注册的犬只以每年10万只的数量上升。今年5月至6月底，又是犬只登记的时间，预计总数将突破100万只。

　　除了政府管理上的观念变化，公众对犬只的看法也需要转变。近年来，犬管处宣传文明养犬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养就要对它珍爱一生”，“要对动物有一种珍爱它生命的理念”。除了“大手拉小手”活动走进校园之外，犬管处还曾经搞过一个“未成年人防伤害”的课题，由于效果明显，这个课题最终获得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的肯定。

　　如今，“伴侣动物”的概念也逐步取代“宠物”。从字面上即可看出两种说法的差异：前者强调人与动物互相依存的情感因素，而后者则明显具有更强的“物质”属性。

　　瑞家志愿者团队宣传资料中这样写道：“伴侣动物依赖人类而生存，它们唯一的家园在人类的心中，当爱不在，家园将顷刻化为废墟”。

　　动物保护立法，是不是“超前”

　　一方面，北京市文明养犬宣传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另一方面，不自觉的宠物主人弃养现象仍然存在。面对动物保护人士“一旦发现弃养能否进行处罚”的疑问，犬管处处长于立宪面露难色：“这方面的法规暂时还存在空白。”

　　法律空白的尴尬不只体现在弃养宠物上，在虐待、虐杀动物等极端事件中，由于无法可依，作恶者虽然会面临道德审判，但却很少受到实质的惩罚。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流浪动物成为饭店的招牌菜，虽然会引起很多反对的声音，但生意却照做不误。

　　目前，国内仅有的涉及动物保护的法律，是于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针对走私、盗杀等违法行为。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面世，其中首次提到虐待动物罪、遗弃动物罪等观点。但建议稿出台后也遭到很多质疑，有人认为，在国民经济尚不够发达的前提下，虐待动物之类的观点过于超前。

　　对此，《动物保护法》起草小组首席专家常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这部法律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动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遗弃动物会给城市生活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虐杀动物又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影响到土畜产品贸易；此外，遗弃或虐待动物，会对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动物保护法》既是保护动物，也是保护土畜产业的发展权；既是保护国家形象，更是保护我们的心灵健康。

　　而一旦《动物保护法》实施，一系列配套政策也将随之出台，为宠物植入芯片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植入的芯片中除了宠物的身份信息之外，还包括宠物的诊疗记录等信息，可以对养犬人提供很多便利。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曾计划在西城区试验推行植入芯片，但最终未能成功。除了宠物主人担心承担相应责任，又对宠物健康有所顾忌之外，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也是计划中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前的宣传和事后的奖惩，在解决流浪动物问题上缺一不可。民间的救助机构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同样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面对并不轻松的城市流浪动物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观念和文明程度的进步毕竟是个渐进的过程，但至少在目前看来，关注流浪动物的人已经越来越多。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也许根治这一顽疾的那一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