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首创“问责风暴” 一年多来问责65名官员

　　花掉2000多万元，出新刚一个月却已出现路面龟裂、沉降。5月8日，因为这条让市民看在眼里挂在嘴边的“问题路”，南京白下区5名官员被问责。其中，区建设局局长徐仁彪被通报批评，副局长刘怀江被行政记过，3名市政工程管理所副所长被免职。

　　这一次，省城媒体报道行文很中性，仅以“问责”概括来龙去脉。在这座曾以“万人评机关”、“一次"创建"问责31名官员”屡屡引起全国关注的城市，“问责”正与“风暴”、与“领导拍板”悄然脱轨，成为构建责任政府、塑造责任官员的制度化实践。

　　一夜免掉13人，问责逼出执行力

　　两年前，南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满城官员第一次领教问责风暴的威力。

　　2008年8月13日，时任创建督查指挥部总指挥的南京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绍泽夜查羊皮巷农贸市场，发现场外垃圾成堆、污渍横流。第三天，南京各大媒体都在显目位置报道因垃圾清扫不力，洪武路街道副主任乔建民被免职。

　　“之前，市委书记、市长去过，督察组去过，第四次再不动人不行了！我们对照责任分工，找到分管人，一打电话，关机！而按规定，创建期间要24小时保持开机。”南京市监察局局长龙翔说，此事在干部中引起了震动。有人质疑：干了一辈子才混到处级，扫不好地说免就免，是否小题大做？

　　“当时，干部责任心不够，执行力不足，创建遇到很大困难。层层开会落实，就是贯彻不了。大家都看到问题，但都不愿动真格。”陈绍泽回忆，羊皮巷菜场的垃圾，包括书记、市长在内，三次要求整改，都没解决，说明干部“极不负责，执行力严重不够”！

　　怎么让干部动起来？问责！而不明晰责任，何谈“问责”？紧扣文明城市创建的各个环节，南京制定了厚厚一本“责任辞典”，全市每条街巷创建责任都落实到人。不管哪里出问题，一翻“辞典”，就能“对号入座”找到人。像菜场环境，原由十几个部门管，谁都管等于谁都不管，厘清责任后，菜场里面由工商牵头协调其他部门管理，场外保洁交给街道负责。

　　责任细分，问责有据可循。此后半年，南京有31名官员因创建不力被问责。在创建关键时刻，曾有一夜问责13人。人们惊呼：“问责风暴”来了！那夜，没有设计路线，龙翔带着一干人马，走到哪算哪，逮到谁算谁。在莫愁路附近，一位纳凉市民看见督查组，赶紧上前带路——有人在楼道盖鸡舍养鸡！从东到南，从西到北，转了一圈，他们查到不少问题：大排档占道经营、垃圾没处理……这次暗访，导致13名干部被免职，有位干部正式任命还没下来，免职的文件却已到了。

　　当官就得担责。“文明创建最终检查前的中秋夜，很多市民到玄武湖玩，在环湖路扔了不少垃圾。市领导夜里看到，很激动，11点喊我们过去，明确表示：这儿是南京"脸面"，怎能收拾不干净？不管是区委书记、区长还是局长，查清责任一律问责！问责不能只问基层干部的责！”当夜，市园林局局长赶到玄武湖，召集领导班子开会，决定对玄武湖管理处一批干部予以问责。事后，园林局一位副局长受到行政警告处分。他们有些委屈：“夜里扔的垃圾，以往都是第二天清晨处理。”但创建要求的责任是全天候的，问责也是全天候的。

　　“问责不是为了处罚干部，而是鞭策干部不懈怠，增强责任心，提高执行力。”陈绍泽说，短短几个月，南京文明创建测评综合指数从倒数第二变为正数第二，创建最终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从严问责。“没有"问责"这把枪在背后抵着，干部哪能拼命往前冲？”龙翔说。

　　问责常态化，才有尽职常态化

　　“配合"文明城市创建"掀起问责风暴，只是权宜之计。这样的风暴再多，强度再大，也不能解决干部队伍长期存在的思想、作风、能力问题。”陈绍泽说，作为倒逼干部提高执行力的重要载体，问责需要长效制度设计。

　　去年3月，南京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对党政干部的6类17种情形实行问责。从决策失误、责任意识淡薄，到效能低下、作风不正，分别给予告诫或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岗位，乃至责令辞职、免职的处分；凡被免职或责令辞职，一年内不得提拔或安排到同级岗位。这是全国首部党政一体化的问责制度，改变只问行政责任的惯例，将各级党政领导全部纳入问责范围。龙翔强调，南京问责制度化，重视程序规范，重视事实认定，允许被问责者充分申辩，而不是“领导看不惯谁就问责谁”。

　　问责制度化，意味着问责常态化。南京出台党政领导问责制度，将问责从重大事故处理，从推进重点工作，转向日常行政，转向社会热点问题治理。南京市纪委执法室负责人透露，去年，在土地专项检查中，57名干部被问责，其中处级干部20名。“今年土地专项检查正在进行，发现违规，同样问责到人。”而在环保专项检查中，两家化工厂超标排放长期未解决，相关负责人被严重警告，这两处“关不掉”的污染源很快就被关掉。

　　问责常态化，才能带来尽职常态化。在最近完成的大部制改革中，南京特地增设督查专员办公室，与监察局合署办公，整合社会投诉、舆论监督等渠道，对党政领导日常履责进行监督。陈绍泽说，问责必须全天候，覆盖领导施政全程，“纪委曾连续3天拨打80个部门服务电话，三分之一没人接，三分之一打不通，三分之一扯皮！”与之相适应，面向所有机关干部，南京正在“定员、定岗、定职”，制定岗位职责体系。

　　让敬畏责任成为从政习惯

　　“问责，更多体现为担当责任，而不能简单看成处分谁、罢谁的官。”采访中，陈绍泽和龙翔一再呼吁，从党政领导到社会公众，不要误读问责，应带着平常心看问责。

　　“问责”是舶来词，10年前从港台引入内地。自“非典”危机启动官员问责始，至近年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大批官员被处理，问责经历自下而上的实践，逐渐成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制度。去年7月，中央正式出台文件，提出对党政领导若干行为予以问责。省委党校刘长江教授认为，中央问责制度只是粗线条的，操作还需地方丰富完善。“南京问责制度化实践，具有超前性。问责，问的是工作责任心。过去，对于够不上党纪和法律惩处的官员不当行为，像态度不积极、办事效率低，缺乏治理措施，以至"不犯大错就不怕"成了官场流行心态。而正由于缺乏责任心，酿成很多重大事故。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出台问责制度，补上了责任追究体系的重要一环。”问责不能取代党纪处分，对很多失职行为往往先问责，再予以党纪处分，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问责与其说是事后追溯责任，不如说意在向党政领导传递新的施政理念——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今年3月，南京板仓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因把关不严造成路面塌陷，市里启动问责：市政公用局分管副局长朱俊基被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负有重要责任的排水管理处处长吕德明、副处长谭沭兵被免职。市监察局工作人员和其中一位处长谈话3小时，这位处长想不通，列举诸多理由，说跟他没关系。“出现事故，造成这么大损失，你当处长的，难道就没责任？”这句诘问，让他冷静，在处理意见书上签了字。

　　“问责，让我对工作充满敬畏——头顶悬着责任这把剑。”一位市级机关的副局长说，两年前在文明城市创建中被问责，当时很委屈，“成天在外面跑，干得特别卖力，出点小事还要问责？领导说，你工作努力并不能掩盖疏忽，同样，问责也抹不去你的努力。我一下明白了。从那以后，部署工作更周密，出点疏漏，都要承担责任。”因为更加努力，他被评为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功人员。

　　自启动党政领导干部一体化问责，这一年多来，包括一名副区长、一名副局长、20多位处级干部在内，南京共有65名官员被问责。其中，4人被免去党内职务，5人被免去行政职务。陈绍泽说，对被问责的干部，不会一棍子打死，干得好，同样会用得好。(记者 颜芳 俞巧云 孙巡)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