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权利砝码解决“民告官”难

　　法治观察

　　马龙生

　　俗称“民告官”的行政官司，近些年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形势严峻。近日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5月22日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排查进京上访“民告官”案，重点排查非正常申诉上访案等，逐案落实责任领导，包案到人，严禁各地随意拒绝受理“民告官”案件(5月23日《新京报》)。

　　生活中的“民告官”难，可以说体现于诉讼的自始至终。在立案环节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下发文件，对涉及面广或敏感性强的棘手难缠的13类案件不予受理，将一大批行政诉讼案拒之门外；再看审理环节，纵观近年来法院的审理过程不难发现：法院常常忽略不当行政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反而在行政行为的“对象特定”与“对象不特定”之间、在行政的“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之间纠缠概念，在证据采信上利用自身裁量权偏袒行政单位；在执行环节，即使百姓胜诉，但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行政案的“执行难”尤其尖锐。

　　民告官难，最根本的，是难在了民众的权利贫困上———普通公民根本没有和行政机关平等对话的权利，法院又基本不能为其依法做主。正是因为民众的权利被广泛忽视，针对民众权利的法律条文才粗疏笼统，许多民告官的案件才由少积多，由小变大。

　　在这个专项治理的部署中，有几个提法引人注意：一是防止把“大局”地方化，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二是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不迎合屈服于各种非法干预；三是克服“纠错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的错误认识，坚持有错必纠，避免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毫无疑问，上述“防止”说，是对那些把大局、稳定与必要司法监督相对立意识的拨乱反正；“摒弃”说，是对那些有意无意把司法机关作为行政附庸观念的澄清；“克服”说，是向一些司法人士以“法之化身”的自私与狭隘开刀。以往该防止的没防止，该摒弃的没摒弃，该克服的没克服，直接结果是应当撤销的违法行政行为，法院违心迁就、违法办案，或者审判效率不高、久拖不结。

　　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固然值得称道。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从制度、人文环境上，保障公民的告官行为，遏制政府的违法行政。只有真正“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成为没有风险、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常态，只有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行政官司在正常司法程序下被普遍地有效审理，围绕于此的申诉上访才能真正降下来，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