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总工会心理干预未奏效 富士康现“第11跳”

　　心理干预未奏效 富士康跳楼悲剧再现

　　李娟 黄树辉 刘琼

　　没想到这么快，富士康今年“第11跳”就出现了。

　　昨天6时许，入职才40余天的富士康员工李海从该公司华南培训中心跳了下来，医生到现场后确认跳楼者已经停止呼吸。深圳警方确认死者符合自己跳楼导致死亡的特征。

　　而就在24日，正在成都出席“天府四川宝岛行启动仪式暨经贸合作论坛”的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信誓旦旦地称，很快就会把局面稳住，他还驳斥了外界关于富士康系“血汗工厂”的指责。

　　昨天，郭台铭表示，当天晚上将赶往深圳，并将开放全球媒体实地了解状况。

　　截至记者发稿时，富士康方面未对其“第11跳”发表任何声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天多次致电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但未能得到回应。

　　在今年富士康员工11起坠楼事件中，已经造成了9死2重伤。

　　昨天，随着“第11跳”的出现，富士康在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02038.HK)一度跌逾一成，最终收市跌幅仍高达9.52%，创近7个月以来的收市新低。自4月份公布年报以来，该股累计跌幅已超过35%。

　　工会欲建员工互助网络

　　经警方现场勘查，“第11跳”死者为李某，男，19岁，湖南醴陵市人，今年4月12日入厂，暂住观澜街道樟坑径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C4幢404房，现场有目击者称看到死者从5楼走廊越过栏杆跳下。

　　警方在其宿舍找到死者写给亲人的遗书，称其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

　　尽管此前，深圳市总工会已经积极介入，富士康自身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显然都未能奏效。

　　深圳市总工会曾多次赴富士康进行员工调查，但一直未能形成调查分析报告。同时，深圳市总工会正在对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昨天，深圳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工会正面临着巨大压力。不过，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最近深圳市总工会将在富士康的科、线层面上建立工会小组，在厂和区要建立分工会，争取建立一个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员工关系互助网络。

　　深圳市政府22日则通报称，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区各级部门对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不幸发生多起员工坠楼事件高度重视，目前已成立市区联合工作组，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卫生部门目前已经派出一批心理医生驻厂，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劳资关系，改进安保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此前的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社会干预必需而且迫切

　　事实上，防范措施的难度很大，在关爱中心的电话中，大部分都是“感情纠纷”，这给富士康的救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比如4月份跳楼的饶乐琴为例，其舍友表示：“出事前半个小时他们还通过电话，吵架，把手机扔下楼。”然后，饶乐琴就跳了下去。

　　救助的更大难度在于，几乎所有的死者都跳得十分决绝，速度之快，让人很难防范，比如卢新，之前情绪出现波动后，就安排其同学在招待所一直陪护，但卢新提出要看风景，同时以极快的速度打开窗户，毫不犹豫跳了下去，身旁的两个同学，连其衣服都没抓住。

　　同样，从“第八跳”祝晨明最后跳楼瞬间的视频记录来看，她摇摇晃晃爬上天台，好像还没怎么睡醒的样子，整个过程也不超过一分钟。

　　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活动，更多被视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后的防范并不能有效阻止事件的发生，富士康集团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深圳富士康是富士康最大的一个工厂，光是龙华园区就有30万人，但富士康并没有办法承担很多社会的责任，这需要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一起来协助完成。

　　“在富士康这个半封闭的工厂里，要健全每个人的心灵，得到很多社会给予的满足，本身难度就很大。”深圳市总工会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工作的时间很长，本来出厂门的机会就不多，所以空间封闭导致精神容易出问题。

　　“半封闭”是对富士康的一个比较精准的描述，广东不少地方随处可见各式小吃摊点，但在龙华这个30万工人的厂区门口，类似场所只有10家左右。

　　然而，更深一步看，富士康的悲剧还来源于其生产方式。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认为，“泰罗制”的“唯效率”管理方法，让劳动者就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享受不到生命的乐趣与自由。这种无法预见未来的群体氛围，足以让自杀成为脆弱的个体的解脱。

　　有识者指出，企业若无法靠自身解决社会性问题，应当也必须进行社会干预甚至行政干预。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惨剧，恰恰说明社会干预的缺失。

    “富士康11跳”拷问政府干预机制 深圳市总工会坦言面临巨大压力

　　黄树辉

　　富士康公司25日清晨出现的第11起跳楼事件调查结果，与此前多起事件并没有太大区别，被定性为因个人原因自杀。政府有关部门此前表示，已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多位学者认为，政府此刻应拿出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措施。

　　深圳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昨天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工会正面临巨大压力。

　　政府干预效果不理想

　　媒体称，富士康控股股东台湾鸿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25日晚间前往深圳了解情况。本报记者昨天多次致电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但未能得到回应。郭台铭24日曾发表简短讲话称，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但他有信心能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深圳市政府22日的通报称，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区各级部门对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不幸发生多起员工坠楼事件高度重视，目前已成立市区联合工作组，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卫生部门目前已经派出一批心理医生驻厂，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劳资关系,改进安保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富士康所在的龙华、观澜街道也加快富士康周边文体卫生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帮助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等。

　　但事实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对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产生有效遏制。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富士康几十万员工形成一个小社会，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其中政府要首先承担责任。尽管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但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

　　深圳市总工会坦言面临压力

　　对于政府和工会的干预问题，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工会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就每一个个体事件的发生来说，它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而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从一个整体上对待。”

　　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说：“比如第11个跳楼员工刚入职一个多月，年龄才19岁，就留下一份遗书。这件事和企业管理有直接责任吗？这个结论不好下。我说这个话，并不代表我认为富士康的管理没有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富士康的管理体制不仅存在着问题，而且马上要进行改，必须改，越快越好。”

　　深圳市总工会日前对富士康的500多人进行了一项企业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对富士康的管理、工资及福利待遇，包括工会组织对员工的关心等方面的满意度不高。

　　记者在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的办公室看到，深圳市总工会正在撰写一份关于富士康的报告。但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拒绝透露该报告的内容和用途。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称，富士康事件的确对工会组织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希望通过应对危机来提高工会在富士康的覆盖率和完善工会功能。最近深圳市总工会将在富士康的科、线层面上建立工会小组，在厂和区要建立分工会。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讨论用工会会员大会的形式，讨论企业的规章制度和企业管理方法，对企业基础管理进行监督，建立一个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员工关系互助网络。”

　　不过，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富士康事件正在敲响产业升级的警钟。富士康在大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加工制造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低端环节的。一个代工企业有几十万人，看似解决了很多社会就业问题。但在目前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低端的、临时性的且缺乏保障的就业形式并不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也不是吸纳大量劳动就业的有效形式。

　　靠什么来挽留轻生者的脚步

　　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十一连跳”，这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悲剧色彩的短语。悲剧在于，那么多青春的生命接连黯然消失，令人扼腕；悲剧更在于，面对一再发生的员工跳楼或坠亡事件，似乎缺少一种力量来挽留住那些轻生者的脚步。

　　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着眼，破除富士康员工如受瘟疫感染般不断坠楼的“宿命”，这一任务显得棘手而迫切。包括利润、就业率等等外在的标签，没有一样能比生命更为宝贵、更为无价了。

　　每一个不幸者，都各有各的不幸。此前很多报道中均曾提及，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劳作压力大、生活寂寞、乏味且无助所导致，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情绪低落而造成悲剧。看起来，个人色彩浓厚的起因是其轻生的导火线。

　　人们当然可以从新生代劳工的心理危机角度去剖析这些年轻人内心的无助与脆弱，但很明显，在“十一连跳”的悲剧背后，又并非仅仅是员工心理问题所能完全解释。或许，跳楼不如跳槽，但人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密集的代工企业里，在表面看起来无限风光的GDP数字里，隐匿着怎样的悲情。

　　从表面上看，员工轻生的直接原因或许并非来自工作压力，而在根本上，为富士康创造出巨额利润的“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难辞其咎。鸿海总裁郭台铭表示“外界不了解真相”，不过，在劳资关系上明显不对等的前提下，在劳工权利被轰隆隆的机器声所掩盖的条件下，富士康员工轻生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半年时间不到即出现11宗员工坠楼事件，这是一记最响亮的警钟。它警告着人们：就富士康自身而言，寻找借口或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管理层能不能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生命比订单远远更为重要？管理层能不能从员工不断选择轻生的悲剧里，检讨所谓的准军事化管理的背后，是否对劳工权利过于漠视？

　　在多起坠楼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也尝试着做出努力，包括开始为员工进行心理排解，提供宣泄出口，包括按照台湾企业的传统，延请僧人祈福。向来十分强势的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表示有信心，“很快就会把这些状况全部稳住”。如果未来的形势如郭台铭所述，员工不断坠楼的恶性事件就此画上终止符，那自然是好事情。人们担心的是，仅凭富士康目前欠缺力度的纠正手段，状况真的能够“全部稳住”吗？

　　富士康是一个有着数十万员工的庞大代工企业，充满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在这个几成独立王国的企业内部，“封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名词。在封闭的空间里，员工们被牢牢地“捆绑”于流水线上。本应拥有丰富情感的生命，与物理意义上的机器融合在一起，成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为赚取更多报酬，员工们努力加班，单调而机械的工作过多地占据了生活的重心，正常的自由生活状态成为奢望。

　　可以这样说，一些年轻员工压抑、扭曲的心灵状态与这种“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不无关系。封闭的环境压抑了心灵，机械的生活背景消弭了轻生者对生活的追求。一旦生活中出现诱因，坠楼事件的发生就变得难以阻挡。在这样的意义上，富士康需要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给了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也不仅仅是按照员工的付出足额支付了加班费。作为一个企业，学会善待员工，富士康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富士康或可辩称，自己其实比很多中小企业做得更好。这也许是事实，在珠三角的代工企业群里，的确有不少企业在劳资问题上粗糙处理，或者根本没有当成要务对待。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经济“积累”阶段的社会性悲剧。富士康如果一味强调，其公司门口还有很多人排队想进富士康的大门，只能说明，这家企业对员工一再坠楼的悲剧本质未能有深切的体悟。

　　因此，阻止员工坠楼悲剧的一再重演，关键在于富士康的自省，并对其自身管理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对其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的一贯做法深入反思。学会善待员工，就不是把人看作流水线上的能够活动的螺丝钉，而是回归员工有情感、有心理需求的本色，以凤凰涅槃的姿态，重塑管理模式，建立更有温情，更有人文色彩的管理制度。

　　阻止员工坠楼悲剧的一再重演，也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必要干预。富士康的“十一连跳”，震惊天下，媒体纷纷报道。可以说，舆论压力就是一种干预，但这远远不够。社会外力的介入，可以使人们从这一悲剧事件中形成共识，可以帮助富士康下决心在管理制度与文化上的改良。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增强工会的谈判博弈能力。梳理好劳资关系，工会当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