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警示：企业要更加注重员工人文关怀

　　5月21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又发生一起员工坠楼事件，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第十起员工自杀事件。社会各界关心、热议富士康和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本身。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呼吁书的联名者之一，我谈一下个人的疑惑和见解。

　　富士康事件凸显出一些企业恶劣的生态环境。这种境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出现，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们在中学里读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阐明了劳动对从猿到人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成了人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也相信，具有劳动能力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但他观察到的那个社会的高度分工却导致了人同自然、同他人乃至自己之间的对立，成为产生异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在那种场景下，每个工人的工作都经过一种特殊的、严格的和有限的分工，这就限制了手、脑和工作热情的全部发挥。工人所担负的责任很小，他们一无工具，二不拥有最终产品，三不能参加决策，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出来的利润全部落入了他人的腰包。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整个劳动过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架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劳动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令人满足的劳动。

　　富士康及类似工厂工人的劳动、生活、工作、日常感受，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描述的劳动异化相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已有资料显示，富士康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或“半军事化管理”。这种在不少外资、合资企业中大量存在的管理模式，淹没了个人和个性，个人的自我评价不可能高，也易于毁灭自己的生命。

　　在富士康，劳动和睡觉几乎成了许多工人生活的全部，吃饭就是补给营养，如同给机器加油——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作程序把他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一个智能机器人，如同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扮演的角色，疲惫不堪、精神几乎分裂的他最后在马路上看见了一个妇人衣服上的纽扣都拿着扳手要上去拧。

　　福特就是依靠这种“科学管理理论”和工业生活模式起家的，以至于他的管理方式被称为福特主义。这是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它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泰勒制”系20世纪初期美国工程师泰勒创立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其内容和方法包括劳动方法标准化、制定标准时间、有差别的计件工资等。）20世纪60年代末，福特主义遭遇危机。后福特主义应运而生，这种新的生产模式注重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和劳动者的自主控制权，同时通过终身雇佣等方式培养劳动者的高归属感。社会福利政策也保障了劳动者有房有车。而中国打工者群体现在却经历着泰勒制的苛刻管理，劳动世界过于突显，而生活世界极度边缘化：除了劳动、睡眠之外，娱乐、休闲、社会交往、情感交流、社会网络等被严重地边缘化。

　　这些年，各地走过的路和已有的经验教训表明，过于注重经济改革容易助长GDP主义，助长社会价值货币化或者商品化。结果，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达成。富士康事件说明了社会价值、社会生活是如何被商品化、货币化围困和伤害的。企业经验、劳动组织管理制度等看似纯粹经济的现象背后，有活生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现状和未来远比企业利润、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工人工资收入等等重要得多。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国家和地方政府有义务在制度建设以及实际工作中，以切实有效的举措，为农民工群体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需求提供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让他们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更重要的是能与“城里人”、“管理者”一样生活，而不是被明显隔离的边缘人。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