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富士康高密度“十一连跳”刺痛社会神经

　　尖锐的矛盾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但是外部稍有波动，紧绷的链条便可能断裂。即便十一个员工接连跳楼的背后有各种偶然，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正是我们所重视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5月25日，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再次发生（今日本报A16版）。本应该在阳光下绽放的青春戛然而止，留下的是斑斑血迹。“十一连跳”触目惊心，虽不忍心看，又不得不正视。如此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应当触发整个社会的痛感。面对死亡，麻木就是不仁。

　　 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富士康员工前赴后继地“十一连跳”？为什么是富士康？这究竟是一连串的巧合，还是一个强烈的警讯？

　　 首先要说明，翻看近期相关新闻，我们了解到富士康并非外人想象的“血汗工厂”。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设备齐全，待遇规范，也无明显的违法违规现象。即便跳楼事件频发，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等待着进入其中工作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痛感更深切。可以说郭台铭领导下的富士康把“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是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模范生”。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之所以被媒体关注，因为它们堪称典型，而非特例。

　　 自从在深圳建厂之后，富士康员工人数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快速增加。这些员工被招进来后，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在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上，每个员工都是不断重复工作的“机器人”。卓别林演出的《摩登时代》，曾经很形象地演绎了高效率的机器对于人性的扭曲。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最自豪的恰是富士康的速度，他说过，“一个模具，别人一周出成品，我24小时就可以搞定”。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富士康成长为庞大的代加工帝国，廉价的劳动力必不可少。资本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劳动成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奋斗，真正融入繁华的城市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但是外部稍有波动，紧绷的链条便可能断裂。那些身在茫茫人海却倍感孤独的年轻人，“像碎片一样存在”，经不起风吹草动。“十一连跳”背后的每一个原因都令人惊讶——小事一桩就把人逼上了绝路，一根稻草真的可以压垮一头骆驼。即便十一个员工接连跳楼的背后有各种偶然，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正是我们所重视的。

　　 在此，我们无意表达对富士康的反感，只希望“十一连跳”能像根针一样刺中这个社会的神经，使我们对目前的社会发展模式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富士康”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也是一种没落的产业方式，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一种看不见的“高能耗”被投入其中，那就是一代产业工人的青春和理想。所以，它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但是，真正与“富士康模式”告别，并不是挥一挥手就可以做到的。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劳动力越多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实上，随着毛利的下降和用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已经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内地转移。

　　 引领新生代民工走出迷茫的人生困境，仅凭借郭台铭一个人的努力恐怕是解决不了的。地方政府必须真切地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把更大的精力用于自主创新方面，而不再一味地为了眼前利益去招商引资。

　　 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应该促使全社会努力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斑斑血迹换来的仅是声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