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2连跳续:企业和政府就管理问题表态不一

　　专家观点：

　　企业和政府需共同努力

　　郭台铭在座谈会上表示，集团将收回要求员工签订的所谓“不自杀承诺书”，并且降低跳楼自杀抚恤金至适当比例。集团认为，过高的赔偿金会带来负面的鼓励效应，富士康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也不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结果。

　　郭台铭说，富士康是一家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有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但没有社会职能。企业的人文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期内急需采取干预措施防止危机进一步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人际关怀。

　　按照计划，富士康将安排每50名员工组成1个相亲相爱组，小组成员内相互关怀和帮助；富士康还计划寻找70名心理学专家进驻企业，并在员工中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在前一阶段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并下设若干专责小组，进一步强力推进有关工作。李平表示，深圳市公安、劳动、工会等多部门已多管齐下，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李平称，政府将促进企业在危机中加快转型。

　　目前，富士康已在硬件设施方面加强了防范，比如在每栋楼的四层以上安装安全窗。

　　同时，程天纵称，富士康将会遵循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存在为了缓解跳楼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上调最低工资50～100元的计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反应比较令人失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

    富士康危机能否成为转机

　　杨小刚

　　对所有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来说，富士康的“12连跳”不仅是一串挥之不去的魔咒，也是打在脸上的耳光，响在耳边的警钟。够了！真的够了！

　　所谓“够了”，不是指类似的事情今后不会再发生，而是说，我们的社会和商界，应该从“12连跳”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或者说，相对于我们要汲取的教训来说，12个鲜活的生命，已经是足够的代价。

　　而富士康危机能否转化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让劳工阶层获得“有尊严的劳动权利”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一次转机，端赖我们此刻的反思和努力。

　　我们认为，危机成为转机的关键，是社会经济决策的重心是否能从“资本主导”转向群体价值优先，尤其是“劳动者优先”。

　　以资本为主导、把资本回报作为第一目的、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股东资本主义”，一贯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对劳动者的态度是“只要他们不提出反抗，就一直榨取下去”。这种视劳工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形态必须得到节制。

　　早在1978年，丹尼尔·贝尔就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们从未宣称“财富创造本身就是目的”，“资本积累就是目的”，相反，物质生产和资本积累是创建文明生活和促进美德的手段。为此，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立场：“在经济问题上我持社会主义立场。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我所支持的社会最低限度是指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它自然会因时代发展而有变动。”

　　我们并不主张，让那种不符合中国现实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主义”迅速流行，但我们强烈呼吁，各级政府社会经济决策的重心，必须回到充分考虑劳动者“最低限度保障”的起点上，而且，“最低”必须因时代发展而变动。那种所谓“现在的劳工是90后，本身比较脆弱”的观点也许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绝对不代表良知。“最低”不仅意味着经济和生活的保障，而且也意味着应该以善良、平等的态度，把人当作人，善待劳动者的心灵和情感。

　　希望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追求GDP的过程中，想象我们自己的儿女也要到政府招引来的工厂工作。招商引资，应该招“谦卑的资本”，“懂得感恩的资本”，“有责任的资本”，而不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资本。企业和社会之间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本的契约，那就是劳动者不能成为冷冰冰的零件，他们是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约定，而是纵容资本意志，那么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异化。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旗帜鲜明地表达社会主义立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资本天生有逐利性，除非遇到障碍，除非自我节制，否则一定是无休无止。越强大的资本，越可能在既有的路径上长驱直入。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尚且直言自己的“经济社会主义立场”，提出“我自称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我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的过分特权。我坚称这是不公正现象”的观点，我们在利用资本、保障资本合法利益的同时，清晰地表达珍惜劳动者、善待劳动者、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安排具有优先性、资本并不是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力量，它更应成为恪守文明社会基本伦理的力量等等价值观，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对那种缺乏自我反省和忏悔意识的强横资本展开批评，对地方政府来说反而是难以启齿的吗？

　　当然，富士康危机能否成为转机，还与中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关，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干预有关，与年轻的工人们的自我教育有关。我们真诚呼吁中国年轻的劳动阶层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坚持责任伦理，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境遇中，怀抱一颗坚韧的、对未来有希望的心灵。一跳，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但是，人生需要的是远比这一跳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在你们身后，从家人到社会，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温热情怀，期待着接纳你们，帮助你们，走好人生的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