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本田的痛、富士康的殇与劳动者权益的惑

　　■ 本报评论员 曹旭刚 田德政 杨鹏

　　今年以来，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了十多起跳楼事件，举国震惊。

　　近日，本田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工厂工人因不满薪资待遇，集体停工抗议。

　　昨日又有媒体报道，正在制定中的《工资条例》遭垄断行业央企极力反对，年内出台不甚乐观。

　　1 停工有理？被逼出的表达

　　这三个事件促使我们必须关注当下工人生存环境，疏导利益表达通道，建构合理的博弈框架。

　　田德政：把这三个事件弄来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点。本田是日资企业，富士康是台资企业，《工资条例》遭遇垄断行业央企抵制难产，都很有代表性。促使我们必须关注当下工人生存环境，疏导利益表达通道，建构合理的博弈框架。

　　曹旭刚：某种意义上，停工和现在城市居民因为某件事情动辄堵路是一个道理，都是正常渠道走不通的结果。当然堵路是完全不妥当的，但停工却是市场经济中常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冷静对待。市场经济中，工人和老板闹个别扭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可以接受某个小店的伙计为了工资和老板争斗，为什么不能认为本田这类大厂中也有劳资双方的正常博弈呢？这几年，政府和百姓对出租车罢运已经能够坦然应对，所以，对工厂中的各种“停工”，也不应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平和且善意的应对。

　　杨鹏：正常诉求途径失灵，大家才会追求走极端。低工资由来已久，为什么这些年都没有爆发？哪种表达方式代价最小、技巧最好？所以我觉得不是停工的问题，真正应该强调的是利益诉求表达。

　　田德政：让人吃惊的是：本田零部件工厂很多工人月薪只有1000多元，仅稍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同时，这样的数字和日本员工月工资几万元的差距很大，因此我觉得，停工——— 也算是一种争取利益的诉求而已。

　　关于富士康，很多人都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工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表达缺乏的问题。只要相关权益表达机制不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摁下葫芦起来瓢的事情就很难避免。

　　曹旭刚：我记得很清楚，十多年前的时候，去广东打工的人一个月都能赚一千多块钱，但现在还是这些，这种情况是很怪异的。

　　杨鹏：这就是媒体此前讨论的工人收入增加缓慢问题。地方政府必须反思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企业也必须面对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问题。

　　2 “不算太坏”的本田与富士康

　　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指责富士康，但他“跳”出来成了一个样本。

　　田德政：郭台铭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很多媒体也在说，富士康并不是最糟糕的一家。因此，这里恐怕涉及一个重新理解“劳动人权”的命题。也就是说，企业骨子里还是缺少对于工人尊严的必要尊重，这次“十几连跳”事件就是很大的教训。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指责富士康，但他“跳”出来成了一个样本。

　　曹旭刚：但我以为，富士康那么多的配套设施所带给工人的满足与尊严，是远远比不上三千或五千块钱的较高工资带来的尊严与满足的。你怎能想象，在这些知名企业工作的人，回家时可以在别人羡慕的语气中坦承自己一个月才挣千把块？

　　杨鹏：相对而言，本田零部件工厂的工人知道生命的意义，心智还算正常。而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连生命都不顾，就很不值了。任何时候，以生命做赌注都不值得鼓励。

　　田德政：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矿工哀悼会上说，不能容忍人们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不能容忍人们仅因工作就付出自由……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本田事件对于富士康的启示：建构起团结群体，有组织、有抱团地争取权益，比将员工孤立开使用要健康得多。

　　曹旭刚：企业将员工当机器用，资本没有给予员工职业尊严的意识。本田这事儿，还是让人比较乐观的，政府处理好了，也算开启了一种工人维权的先例——— 关键是政府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政府怎么疏导。良好的维权氛围，健全的维权平台，比啥都重要。

　　杨鹏：这几件事的核心问题，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劳动者有尊严”的命题。这也反映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问题，对权利保障、基本的生活诉求，都提出了新要求——— 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能再允许这样过度开发工人劳动的“劳动力优势”了。

　　3 诉求要有通道通道还得有效

　　很多矛盾，追到根本，还得从解决民众利益表达上做起。

　　杨鹏：清华大学前段时间做了个课题，关于社会稳定的，核心观点就是——— 很多矛盾，追到根本，还得从解决民众利益表达上做起。如果归结到利益表达，到底是需要怎样的努力呢？有人讲工会作用，是不是很乐观？

　　田德政：我觉得不管是工会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若能够真正替工人说话，能够卖力为工人争取权益，富士康也不可能发生N连跳了。比如说工资、奖金、加班待遇、工作量及工作标准，都能由某个组织和资方协商出一个什么标准，工人的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心理与生理压力就会减轻。从世界各国的工人维权的经验来说，企业成立工会是必须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工会常常一成立就会变了味，甚至成了老板的说客，不但不帮工人说话，还一味地帮老板说话。

　　曹旭刚：地方政府以往对类似事件，往往就是和稀泥的方式。因为他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工人维权力量的薄弱，往往会被有关部门当作一个吸引外资的筹码。记得一个官员对外商说，我们的工会绝对不像你们的工会那样，给你们找事添麻烦的。

　　杨鹏：问题肯定是多个环节存在的。我的观点就是：政府必须加快利益表达机制的梳理——— 建立工会是一种 （起码先建立起来，然后才能解决为谁说话的问题）；理顺其他的表达通道也很重要，比如工资条例遭遇搁浅的问题——— 据说垄断企业成为最大障碍，但这种博弈大家似乎看不见的，谁代表普通工人来说话？这是大问题。

　　田德政：这项工作看起来如老虎吃天，命题很大，但你不解决源头问题，就会问题不断。

　　4 化解转型矛盾该痛下决心了

　　通过集体抱团来实现对资本的制约，增加工人的博弈能力，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方向。

　　曹旭刚：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广东，也耐人寻味——— 或许这也有先导性，这种矛盾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凸显，但长期来看，难免会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工人工资待遇一提升，人家企业就要走，到别的地区去，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去，这是很现实的市场选择，似乎也阻碍了政府的决心。

　　杨鹏：中国到今天，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时候了，不可能永远做世界工厂。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等方面走得不够，所以常常只能继续用劳动密集来创造财富。需要思考中国的发展路径，劳动力低成本带来荣耀的同时，现在正在让全社会品尝苦果。

　　田德政：不管是什么方式，通过集体抱团来实现对资本的制约，增加工人的博弈能力，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了。

　　曹旭刚：企业的责任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舆论及法律中倒逼出来的。商人合法逐利是没有错的，他们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要占据有利地位，必然要降低价格，而降低价格的重要手段就是降低各种成本，人力成本自然不能例外。同时，待遇低生存环境恶劣的根子，其实还在于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思路上。不惟人本至上，惟GDP至上，这是最根本的。

　　田德政：让工人活得有尊严，其实也是让企业有尊严。就拿富士康来说吧，工人的尊严得不到保障，事情闹大了，企业的形象也受损，企业的尊严就不存在了。劳动者尊严这个话题说来说去，还避不开工会组织、保证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这些权益的保障，是对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认可，对他们尊严与地位的认同，更是健康市场经济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