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刑事案件，如何采集证据？对此，我国相关法律早有明确规定。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
曾几何时，片面追求GDP，甚至是GDP崇拜风行一时，随着“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确立和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崇尚“绿色GDP”。同样，在政法系统，也存在把破案率看得过重，甚至不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来“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口，达到“破案”的目的。今天，是到了强调“绿色破案率”的时候了。所谓“绿色破案率”，正如两院三部的两个“规定”所强调的那样：“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简而言之，“绿色”，就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许多媒体都把这两个“规定”，解读为是在“赵作海冤案”引起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甚至有媒体直接把的标题做成“国家规范死刑证据采集 赵作海式冤案有望终结”。众所周知，“赵作海冤案”虽然最近才因所谓的“被害人”突然现身而翻案，还了赵作海清白、自由之身。但用刑讯逼供手段使得赵作海承认杀人，是在11年前。而“屈打成招”这个成语，更是语出元曲，可谓“源远流长”。
刑讯逼供普遍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段亲身经历，终身难忘。也是在十几年前，我到苏北某地采访，当地的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在骆马湖边一小馆子请我们吃饭。酒过三巡，这名政法委书记竟然用眩耀的口气，介绍起如何让犯罪嫌疑人开口的“经验”来，有些做法，听得我害怕，不禁问：“这不是刑讯逼供吗？”这名政法委书记答：“不这么办，怎么破得了案？怎么向上级和群众交代？”对刑讯逼供，这名当地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赵作海冤案”到这名政法委书记的“自供状”，可谓贯穿着一种理念——片面追求破案率的错误政绩观。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破案率”，是不是与大肆引进高污染项目获得GDP如出一辙？不管怎么说，不能搞刑讯逼供，我国早就有明文规定，就好比我国早就制订了相应的环保标准。可是，在一些官员看来，这些法律、法规，远不如破案率和GDP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司法机关办案时会知法犯法。就好比如果我们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唯GDP至上的话，顺着这根指挥棒，就会有官员无视环保法规，对污染企业大开绿灯；同理，如果我们考察司法干部，特别是公安系统干部的政绩唯破案率至上的话，就会有干警动用刑讯逼供来达到“破案”的目的。我们再假设，在考察、提拔干部时，采取环保指标一票否决制，还会有地方官员敢对污染企业视而不见吗？同理，假定对采取刑讯逼供手段的司法干部，在考察、提拔时一票否决，是不是就很少有人胆敢在办案时对犯罪嫌疑人施暴了？
此外，对所有案件的办理过程，要确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被屈打成招的公民有顺畅的申诉渠道，而不是像赵作海那样，要等到“被害人”神奇“复活”，才沉冤得洗。
笔者以为，有人认为光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定，就可以使得“赵作海式冤案有望终结”，未免过分乐观了。要真正终结“赵作海式冤案”，就必须强调“绿色破案率”，让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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