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斗斗
“期盼已久的两个规定终于真正落地了！”今天，当《法制日报》记者打通朱玉光的电话时，听筒那端传来的声音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这位有着20年刑事审判经历的法官，是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他口中的“两个规定”，正是近日公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同朱玉光一样，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官都表示：“两个规定出台得太及时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对于人民法院更加公正、高效地审理刑事案件，破解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真假难辨的困惑，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引导公众正确对待死刑适用 朱玉光给《法制日报》记者讲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害人李某在被告人王某烧烤摊前喝啤酒吃烧烤后，要求王某为其找“小姐”，遭拒绝后对王某指鼻谩骂。为此，双方发生厮打。被打成颅脑损伤死亡。法院对王某量刑时，就案发原因、被害人过错进行了认定，依法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其实，对被告人决定刑罚的时候，应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认定，这在我国刑法中早已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对“犯罪情节”规定得过于原则，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
“侦查机关没有把收集、固定酌定情节纳入侦查范围，审查起诉机关也未对酌定情节予以足够重视，法庭上酌定情节往往是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重要辩解辩护意见。”朱玉光认为，由于对酌定情节认识模糊，收集、固定、认定程序不规范，成为群众指责法院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引发涉诉信访的重要源头。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除审查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外，对案件起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平时表现等酌定情节也需要审查。
在朱玉光看来，首次以制度的形式，将案发原因、被害人过错及被告人一贯表现等纳入量刑证据严格把握，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人性化，使量刑更加客观、全面、均衡，特别是对于法院办理死刑案件，严格、准确把握死刑适用条件，慎重和控制死刑的适用，破解不加区别的“以命抵命”的报应观念，引导社会公众正确对待死刑适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统一公检法执法尺度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后龙注意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他认为，这对于统一公检法等机关的执法尺度很有价值。
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规定，对于死刑案件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三机关的认识经常存在分歧且难以统一。
李后龙举例说，有的公诉到法院的案件存在“夹生饭”现象，法院在认定有罪、无罪之间左右为难，只能作为存疑案件处理。“这样既影响了对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的力度，又不能真正落实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基层法院虽然没有死刑案件，“但对于刑事证据认定标准以及必须达到什么程度的证明力，操作起来是一样的。”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陈利认为，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利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了对于被告人有立功、自首情节的证据，往往是检察机关、辩护人补充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对这部分开庭以后出现的个别证据，法庭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即庭外征求意见的方式予以审查，在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则应开庭审理。这样规定，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讯问人员出庭为审案提效 朱玉光向记者坦言，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围绕是否遭受刑讯逼供问题，各执一词、争执不休的现象时有发生。“侦查机关出具的说明材料百分之百没有刑讯逼供，被告人及其律师又提供不出刑讯逼供的证据，致使案件陷入两难。”
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翻供，并称遭受刑讯逼供，后虽经侦查讯问人员多次出具材料说明或补查，历经4年最终未能定案。
朱玉光称，像这样“带病”的案件，不仅给裁判带来极大的风险，当事人还可能为此蒙受不白之冤，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作出了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新规定，这有利于人民法院更加便捷、公正、高效率地审理刑事案件。”朱玉光说。
李后龙对此颇为赞同。他说，近几年，被告人在庭审前、庭审中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实践中能真正被认定为刑讯逼供的很少。“未作认定的法院往往主要根据侦查机关的书面说明来判定，有时说理难以服人。讯问人员出庭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有利于法院提高对这类案件的审判效率。”
但是，“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并非一件易事。”朱玉光认为，要破除来自认识上的阻力。“不信任说”、“贬低作用说”、“安全保障说”等都值得认真研究解决。同时，还应当把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作为考核侦查人员业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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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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