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大3农民工代表：心理压力大找不到归属感

　　日子简单枯燥找不到归属感

　　孩子关外学位紧张,很多人上学不容易

　　房子买不起,希望能享受经适房政策

　　“我们每天呆在厂里,每天过的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我们也买不起房”、“连孩子上学都有问题”……今年首次被选为人大代表的姚琼英等3名农民工虽不善言辞,但希望能提高工资,给他们多一点关爱……

　　宝安沙井三洋微马达厂车间主任姚琼英:

　　平时娱乐和文化生活非常贫乏

　　我1997年就来深圳了,在现在的厂已呆了10多年,我从最初的普工成长为现在的车间主任,工资也从最初的几百元到现在的2000多元,但我身边很多人却只有1000多元。为了能多拿工资,我们只好靠加班来赚加班费,以便每月能给家里多寄点钱以留给孩子读书。

　　工厂里的劳务工年龄多在十七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而大部分20几岁就结婚了,孩子都留在老家。对于我们来说,与孩子的感情很陌生,有的甚至连妈妈都不会叫。这样,很多劳务工就感到非常不安定,心理压力很大。

　　我们平时的娱乐和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虽说每天正常上班时间只有8—10个小时,但下班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有的人每天只呆在厂里,每天过的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

　　◎建言提高劳务工个税起征点

　　姚琼英虽在宝安组的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但简短的几点建议代表了深圳几百万劳务工的心声。

　　“如今特区内外一体化了,希望政府能尽快落实提高关外的最低工资。”姚琼英说,而且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关外一些收费标准可能会向关内看齐,这无疑会增加劳务工生活的成本,“比如打的费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非常必要。”不过,就算提高关外劳务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对他们来说仍然很少。当工资加上加班费超过2000元时,又要缴税了,这样一来,收入又减少了。

　　她希望,能够提高个税起征点,尤其是劳务工的个税起征点。

　　加快关外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也是姚琼英非常盼望的,比如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关外的学位非常紧张,很多劳务工的子女都上不了学,应该多建一些学校,尤其是职业性高中”。现在关外很多地方公共交通线路非常少,关外劳务工到市中心经常要倒几次车,希望在一体化后,能加强关外公共交通设施的改善,多增加一些公交车线路。

　　姚琼英还指出,一些劳务工要在深圳入户是非常难的,“如果深圳可以借鉴上海的做法,劳务工在深圳工作多少年就可以入户的话,既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也能提升劳务工群体对深圳的归属感。”

　　在姚琼英看来,劳务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缺失,她希望政府能多提供一些精神文化服务,除了不时对劳务工开展心理讲座外,“还要为劳务工提供一些普法教育、培训,或者下工厂慰问劳务工,提供放映免费电影等”。
　　赐昱鞋业(深圳)有限公司招聘主管谢素珍:

　　根本没有能力买房

　　作为首次选出的3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我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肩负着几百万劳务工的期望。的确,深圳应该关注新生代劳务工问题,其实作为城市建设的一分子,我们也想把根留在深圳。想让孩子在深圳学习,但没有学位；想在城市立足,但房租太贵,且城市生活的经济负担很重。

　　我的女儿今年9岁,从幼儿园起就在深圳读书。平时我和其他家长交流时,知道有很多劳务工也想像我一样,把孩子留在身边读书,但面临诸多困难。因为没有深圳户籍,有一些孩子虽然能在深圳接受九年义务教学,但到了高中要高考,他们又不得不回老家上学。虽然深圳出台了针对暂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的“5+1”文件,但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还是没办法达到条件,只能读民办学校,这样,经济负担更加大了。

　　15年前我就来龙岗打工,工厂如今已有1万工人,企业在不断扩大。尽管我的工资从开始的七八百元到现在有三千元左右,但现在家里每个月租房需要700元,加上生活支出等,所剩不多,根本没有能力买房。身边很多劳务工也跟我一样,有的甚至在这里打拼了20多年,还是买不起房,我们劳务工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认同感。

　　◎建言要注重新一代农民工心理诉求

　　“为劳务工子女入学及住房问题鼓与呼”,谢素珍被媒体这样形容,她希望将有更多公立学位可以提供给外来工子女,同样建议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能享受到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在经济建设上,有很多农民工都把青春奉献给了特区,在认同感上,政府是否能考虑农民工也能享受经济适用房?让那些在特区工作比较久、有一定成绩的农民工,也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的福利。”

　　另外,谢素珍表示,在社会转型期,政府和企业也要注重新一代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发挥工会、兴趣社团的作用,关爱劳务工,让他们的精神有依靠。“我所在的企业有很多社团组织,按照兴趣,你可以进修学习,可以参加义工活动,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可以学跳舞,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也会有归属感”。

　　经过15年奋斗,谢素珍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招聘主管,去年9月,她在市总工会“圆梦计划”中获得免费读大专的资格。除却政府作为,谢素珍认为要想留在深圳,农民工自己要努力,不断学习。
　　安费诺剀杰科技公司生产线课长黄玲玲:

　　希望政府能降低幼儿园收费

　　我在公司工作7年了,身边的同事多是18—25岁的年轻人。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枯燥,每天上班8个小时,下班就回宿舍,大概是因为年纪相仿,大家平时交流很多,下完班后一起聊聊天、逛逛街、看电影等。有的会去上网,有的去打麻将、打牌等打发时间。

　　不过,我们公司相对周边一些工厂来说算比较好,公司提供了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器材,前一段时间还组织了拔河、羽毛球比赛等活动,丰富员工生活。如果公司周边能有更多文体娱乐设施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会更丰富一点,这样有助于心理健康。但我了解到,周边不少工厂没有娱乐活动,除了上班外,很多劳务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建言最希望政府能提高工资

　　“最希望的就是政府能提高工资。”最希望政府为劳务工做些什么?黄玲玲这样说,“原来特区内外最低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现在一体化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提高工资,大家都盼望着7月能提工资。”虽然还没有写成建议,但在黄玲玲所在的光明新区小组讨论会上,她最早表达了此建议。深圳物价一直上涨,却只有工资没有涨,除了希望提高工资外,她也希望提高个税起征点。

　　针对前段时间发生在劳务工群体中的不幸事件,黄玲玲认为,政府加大关外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将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同时,由于关外治安太差,不少年轻女工晚上都不敢外出,她希望在一体化后能加强关外治安管理。不过,除了公共设施的改善,对劳务工的人文关怀也非常有必要,“希望能真正重视劳务工,而不是当作一个外来打工者,多给劳务工一些关心和关爱,多跟劳务工进行交流等。”

　　劳务工子女上学难也一直是黄玲玲关注的问题。

　　“把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留在深圳上幼儿园学费却非常高,很多人的工资只有关外最低工资的标准,根本不够小孩上学。”黄玲玲说,希望政府能降低幼儿园收费,或者能够给劳务工一些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