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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巨人”们的愤怒、谦卑与单纯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0年06月04日16:06

  吕植的生态经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Global Agenda Council 成员,1999年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未来中国值得关注的6位青年人物之一。早年以研究熊猫出名,目前在为生态保护奔走。

  有人说,吕植是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这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曾经自由进出产仔大熊猫的洞穴,甚至可以靠学熊猫妈妈的叫声,就让小熊猫爬到她的身上。

  吕植从1985年开始跑秦岭,一直跑到2000年把野外观察的工作移交给她的学生,她拍摄的大熊猫照片曾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野外考察和生态研究也为她在环保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走入藏区之前,她对环保的态度一直是悲哀的。

  “以前做保护,虽然拼命在做、在呼吁,但内心是觉得有些失望的,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的,没有人真正考虑几代以后的人怎么办。”她在自己的电脑上,点开了一个PPT文档。

  那是3条迅速抬升又缓慢下行的曲线,分别展示了美国、日本、挪威3国人均GDP与单位GDP能耗的关系。在发展早期,人均GDP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某个“拐点”以后,能耗开始下降,GDP变得绿色起来。“这是库兹涅茨曲线,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拐点’会出现在人均GDP7000-10000美元的时候。”吕植解释。

  中国仍处在迅速抬升的线上,但世界显然消受不起她以现在的能耗水平抵达“拐点”。“中国是没选择,不管这个事儿公平不公平。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有可能在没富裕的时候提前到达“拐点”吗?经济学家可能会摇摇头,但是西部很多民族地区、包括藏区的经验也许能够挑战他们。

  吕植在1996年第一次去西藏,先是去了羌塘草原,又去了藏东南的墨脱、察隅,她发现藏区的动物不怕人,后来她又去了四川的甘孜州,这次的感受就更深:保护生态环境,对藏族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让她很震撼。她在秦岭考察时,当地老百姓总是好奇:“你为什么从北京来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吃苦?”她回答:“熊猫好玩、漂亮。”他们不信。后来电视报纸报道了她,他们就理解了:“哦,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哈!”回顾那一段,吕植笑笑:“没办法,这是我们文化里的东西,人们对简单的快乐不是那么信服。”

  可是,在藏区,“你跟老百姓说保护野生动物,没有人问你为什么。”

  用钱购买生态服务

  吕植继续点击那个PPT。那是一张中国600个濒危物种分布区叠加起来形成的图,颜色越深的地方说明珍稀物种越多,“你可以看到最好的地方在哪里,说是最后的栖息地,一点不为过的。”

  华北平原是秃的,四川盆地是秃的,长三角珠三角也是秃的,福建广西贵州只有零星的颜色,稍大些的色块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大兴安岭、长白山,最大最深的色块则属于秦岭以及横断山脉。

  一些动物的灭绝,会立刻对食物链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类;另一些动物的消失,也许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后果”,可是,正如远古人类无法想象基因工程对人类的作用,现在的人类也无法想象失去某种动物对未来的影响。吕植举了一个例子:鼠兔破坏草原,本是不受欢迎的动物,可是就发生过人们靠捕食鼠兔度过大饥荒的事情。“有些东西是储存在那里的。你不知道它对你会有什么用,好多时候事情是一个个的点,看似没关,但一旦时机到了,点就会连成线。”

  佛教讲究因果,吕植说,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在发现真理,只是发现的方式和推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从我的角度,我只是想保存更多的东西在这里。”

  动物只是生态元素的一部分,另一张图展示了2000年到2009年中国植被指数的变化。图表根据卫星遥感测得的叶绿素浓度绘成,“为什么要从2000年开始?因为国家从1998年开始停伐了,所以2000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让我们看看到底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大兴安岭正在显著地变坏,川滇藏、华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中部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叶绿素浓度在增加,可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是没有森林和草原的,增加的只是庄稼而已。

  “中国和西欧、美国不一样,欧美是整个儿毁掉过一遍,你看德国的黑森林、美国绝大部分森林都是被砍伐光了然后恢复起来。中国能保护起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地形多山,并不是我们更仁慈。这也是上天的意思吧,大概。”吕植说,他们选择保护的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西南山地,而这一地区大部分属康巴藏区。

  因此,吕植和她的团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个生物多样性民间保护组织,希望为政府或者市场设计一套方案,“让他们的钱按更贴近生态保护需要和社区群众需求的方式去给。和老百姓签协议,比如说原来的拨款可能是给到林业局就没了,现在这个钱要直接给老百姓,而老百姓要做什么东西,在协议里也界定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合同制,实际上就是要用这个钱来买你的生态服务。”

  准确讲,这套方案并非为藏区而订,其中的经济激励因素也很明显,但是藏区民众对自然的慈悲心的确启发了吕植,“夏勒博士(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以前对我说,保护最终要靠人心的改变,当时我年轻还不理解,总觉得应该用科学的办法,或者靠政策法律。现在看保护成功的地方,都是人们想保护了,而为什么想保护,不是功利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现实的功利或者物质的功利。”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她说。

  宗教力量的环保

  李晟之10多年前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吕植,那时他并不知道吕植的事业,当晚回家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报道,吕植位列其中。第二天,李向吕问起,吕开始没说话,后来很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让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们……

  “她以前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为了做公益练出来了。”李晟之说。

  后来李和吕成了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同事,“我当时还在四川社科院,1990年代我们那拨做NGO的人大都是从科研单位出来兼职的,因为爱好,人也比较闲。”现在,李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

  2000年左右,李晟之开始听到吕植谈论藏区,到了2003年,吕植成为CI(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代表,“做国家代表,就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后来她就提出了神山圣湖保护项目。”

  2004年10月,实地调查开始。6个调查组历时一个月,调查了甘孜州的德格、丹巴、理塘、雅江、道孚、乡城6县的74座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寺庙,共获得68座神山和6个圣湖的地理数据信息。据测算,神山圣湖的面积约占所调查区域幅员面积的 51%。

  李晟之说,这次调查主要有三大发现。第一,85%的寺庙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和环保相关的事情,20%的寺庙即便按照现代定义的保护区的标准看也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发现,寺庙保护完全可以和我国保护区制度相对接,甚至,连分区管理(按保护力度分为核心区、试验区、限制区等等)的方法都是近似的。此外,“我国的保护区一般是缺人缺钱,但当地寺庙就可以实现低成本保护。”第三,则是发现寺庙的保护也需要一定支持,“他们会在内地买很多鱼,运到藏地放生,可是大多数鱼不适应藏地河湖,放生等于放死。而且,外来物种也可能危害本地物种。”

  为了“脱敏”,李晟之一般不直接和寺庙打交道,而是通过地方林业局联系,“牺牲一些效率也值得”。他认为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当面临开矿等外来威胁时,当地老百姓的保护行动是否能够得到国家支持。

  有总比没有强

  雅江位于康定和理塘之间,是川藏南线上的一座小城。荣燕2008年旅行来到这里,从县城去扎嘎寺的路上,原始森林保护得非常好,后来荣燕认识了扎嘎寺的云登彭措仁波切,才知道1980年代末期,雅江也有过一段疯狂砍伐的时期,“那时佛爷就不让他们砍,还和森工企业打过官司。”

  今年年初,荣燕回到雅江,身份由户外爱好者变成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驻雅江“人兽冲突”项目的志愿者。在吕植倡导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甘孜州格西沟自然保护区与雅江县下渡社区及周边社区合作,将组建一支反盗猎巡护监测队伍,通过反盗猎队伍的巡护监测活动来阻止外来人员盗猎大绯胸鹦鹉。而荣燕的任务就是协助项目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这里的动物真是聪明啊!”在雅江工作半年后,这位来自天津的女孩子笑着感叹。猴子会溜进人的房间,除了热水瓶和电器不碰,把其他东西都翻个底朝天,黑熊甚至会利用木头翻过电网,跑进厨房里自己拌东西吃!有一段时间,藏族老乡反映黑熊频频下山破坏庄稼,“他们认为是黑熊多了,可是我们调查发现,不是熊的数量增加,而是山上的浆果变少了,它们食物不足,才下山与人争食。”

  科学的监测只是一方面,他们还计划建立一个“人兽冲突”基金,用于赔偿野兽给当地百姓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当地人也要承诺保护动物。“这个问题国家解决起来很困难,”李晟之说,“一来没有那么多钱赔,二来不好界定损失。我们在探索引入第三种力量,比如寺庙。藏族老百姓是不对寺庙撒谎的,这就解决了诚信取证的问题。”

  3月的时候,下渡社区搞了一次巡山的突袭活动。组织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通知乡民进山巡逻。“就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荣燕说。结果人们果然在森林里发现了大量用于捕捉野生动物的猎套。

  5月是虫草季节,在老百姓举家进山挖虫草之前,社区又开了一次会,讨论协议保护中村民应尽的义务,颇有趣的是,维系契约的一个因素是发誓——在信仰佛教的藏区,是很少有藏人把发誓当作儿戏的。

  荣燕说,她毕业后本想留在天津教书,后来从青海支教,一直到四川做NGO,慢慢地也习惯了远离城市的生活,“我觉得现在城市也不需要我了,那里有那么多人比我更需要那一个工作。”

  最后,吕植点了一下PPT,电脑画面回到了最初:几位藏民走在原始森林之中。那些大树都需要两三人才能合围,这是甘孜州丹巴县境内的一座神山。

  她承认,随着“协议保护”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动一些别人的奶酪,但是,“我们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一步步来吧。我们很有兴趣看看,这个东西到了政府手里,走程序会变成什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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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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