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在线
玩资本or做实业 温州“富二代”生态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周锡 目前温州2/3“富二代”还是在承接父辈的家族企业，只有1/3从事资本等其他行业。但在产业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的情况下，一些“富二代”对资本的喜欢，更胜于管理家族企业
老邵与小邵
温州的海螺集团门口，早上9点。
“找哪位？”
“邵总。”
“老邵，还是小邵？”
“小邵。”
“他昨晚工作到12点多才回家，今天还是这么早来了公司。”
门卫对本报记者说的 “老邵”，是指海螺集团董事长邵奇星，“小邵”则是邵奇星之子邵少卿。资料显示，海螺集团组建于1991年，现在拥有制伞、生物制品、调味品三大主导产业，是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邵少卿的办公室位于二楼，门口指示牌为“总经理”，而他的名片身份是集团下属十大公司之一的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于2005年10月组建，主要生产指纹保险箱、指纹门锁等。
今年26岁的邵少卿，高考后去英国留学，主修工商管理、选修心理学。2007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在集团下属置业公司做一名二手房业务员；接着去调味品公司做一个生产工人，半年下来他晒黑了不少；随后回到集团的人力资源处。2008年底，他开始执掌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邵少卿将来一定是要接班的。父亲也有意创造一个宽松的空间，培养他成为公司的接班人。“我对实业比较感兴趣，”邵少卿说，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和朋友在家里谈生意，也经常在餐桌上谈及生意上的事情，让他从小就对经商耳濡目染。
父亲经常对邵少卿说：“你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多新理念，想法和思路跟我不同，你应该放手去做。如果错了，我们一起探讨失败的原因，以后避免。”只要在原则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父亲都会考虑让邵少卿亲自去试。按照自己的思维做事，成功或者失败了，他们都会从中思考，得到经验。
邵少卿坦言，承接父亲基业的压力很大，最大欠缺是实践管理经验不够。事实上，邵少卿的另外一个压力，还来自环境的极大变化。他说，他周边一些高中同学，家里环境和他相当。当年意气风发、读书考试很好，然而现在变得没激情了，因为感觉没值得追求的。
如今，邵少卿很关注集团的战略问题，“我要学会的是把握大方向，具体事情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而且他们一定比我干得要好”。他说，昨晚他们开了一个“战略会议”，对今后5-10年产业发展进行分析。“今后要成为控股集团，”他说，除了各产业要做强做大外，集团对第三产业颇感兴趣，“并不能说传统产业不好，也不一定就要发展高新产业，肯德基不就是卖鸡吗，为什么他们能做好。”
与一些“富二代”炒楼、炒股不同，邵少卿更希望把企业做成上市公司，让别人去买他企业的股票。“我希望到时，厂里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开上宝马，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从理想到务实
今年才28岁的廖新颖，白头发已增多了不少。他说，来上海执掌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得到更多的是充实和责任。
2006年初，廖新颖从加拿大留学回国，进入家族企业温州新丰集团。作为家族企业接班人，新官上任的廖新颖，在企业内部推行包括整肃公司纪律、人事制度、工作考核等一系列改革，结果遭遇了滑铁卢；他招聘的一批大学生一年之后也相继离开。
两年后，感受到挫折的廖新颖，以“眼界太狭窄，还需要锻炼”为由，单身来到上海。他说，在家族企业里，哪怕是副总，对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这样，还是要到江湖里闯一闯，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廖新颖的父亲、新丰集团董事长廖存良对儿子的评价是：太理想化，是他进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廖新颖可能觉得公司要像电影、电视里那样一片忙忙碌碌才对。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许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的时候，公司的老人是不会让他动的。”
在上海，廖新颖认识了一批从事资本和实业的年轻朋友，通过这关系进入金茂大厦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从事项目组织、股票投资等工作，成为一名忙碌的上海白领，“那时的感觉非常不错”。
然而，半年时间后，廖新颖辞职了。“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他颇有点心灰意冷地说，资本市场是个“大赌局”，最后亏钱的还是老百姓，还是做实业比较踏实。
2009年，新丰集团进入环保产业，在上海松江筹建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是廖新颖成为该公司负责人。迄今该公司已运营半年，业务额已做到1000万元。他说，要把这企业打造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治理专家”。
廖新颖说，如今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父亲不同。当时只要胆子大一些、吃苦耐劳一些，就比较容易成功创业，不怕产品卖不出去、不怕招不到工人。如今的多数创业者，面对产能过剩压力，他们不仅担忧产品卖不出去，更害怕招不到员工，甚至像富士康那样的跳楼事件。
“实业环境太恶劣，做企业太难了。”廖新颖感叹说，中央很多政策意图是好的，但地方企业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难——一些地方高达每亩数百万元的工业用地，迫使企业只能忙于外迁；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不力；税收、消防等各环节关系都需要照顾，“这些搞得我头都大了”。
富二代中的资本玩家
小邵与廖新颖最终都选择了回归实业。而温曦则选择了资本行业。
去年4月，温曦从美国留学回来后，6月份就进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在杭州的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项目工作。“这只是我的一个职业规划，”温曦说，父亲也鼓励他在创投行业有所作为。
事实上，温曦从事创投业，与父亲有着很大关系。
温曦的父亲温邦彦是温商中的“异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创办了浙江永久科技实业公司，获得了世界发明一级骑士勋章等称号。1996年他作为发起人，参股民生银行100多万元，经过几次送股后，去年最高市值达1.5亿元。2007年，成立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高科技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额约1亿元。
“我是来学习的。”温曦说，他已在深创投上班一年，发现自己专业、法律等知识还是非常欠缺，还需要积累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更需要加强学习渗透能力。他说，创投行业要求比较高，他还需要在公司学习几年时间，“对长期规划还没有想过。”
据了解，目前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温州已有一批“富二代”从事资本行业。温曦说，这行业准入门槛高，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
除此之外，一些温州“富二代”还崇尚自己创业，多数局限在服务行业，比如投资咨询公司、高档会所，甚至连锁理发店等。
温州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之子陈曦，在大学毕业后就自己创业，成立上海维泰利德贸易公司，主要销售皮鞋。他还进行证券投资，一度成为浙江东日的第三大股东和神马实业的第三大流通股东。但最终，他的企业被父亲东艺集团并购了。陈曦否认，并购是为了让他回来安心接班。但他承认，经过自己的创业之后，才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与父辈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资本与家族企业
在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正有越来越多的二代企业家走向前台。然而，更多的新面孔还低调地在公司内部适应全新环境，仔细体会着他们的父辈每一个举措背后的深意。在许多的期望和社会压力之中，温州“富二代”正努力让自己走向成熟。
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教授调查后说，从现在到未来五至十年，浙江省有六成企业面临接班问题。但社会也不要过分担忧，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规律，如果“富二代”接不上班，可以请职业经理人或者采取股权转让。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目前温州2/3“富二代”还是在承接父辈的家族企业，只有1/3从事资本等其他行业，其中也不乏一些人做得非常不错。但在产业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的情况下，一些“富二代”对资本的喜欢，更胜于管理家族企业。
“现在的投资环境，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周德文说。
周德文说，以前温州“无为而治”，地方领导敢冒政策风险，使得老一代企业家茁壮成长。如今，政策条条框框很多，官员来查、来管的很多，给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为了下一代不要像自己这样“求爷爷，告奶奶”，很多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去考公务员，获取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有的企业家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去上班，即使不发工资都没关系”。
曾是中国民营经济风向标的温州和台州，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在浙江省排名不断下滑，但温州的民间资本和老百姓的财富积累速度却越来越快，增加值越来越多。浙江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傅白水也撰文表示，温台已进入资本创富阶段。据记者了解，仅在温州一地，目前就有六七百家投资、咨询公司，其中由实业资本参与、“富二代”掌管的也有不少。
周德文说，很多“富二代”具有留学经历，法治观念比较强，他们看不惯一些社会做法，这样必然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
“‘富二代’是经济接棒、企业接班的希望。”周德文说，实业是经济的基础，政府还要加强依法行政，给企业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第一代企业家要引导“富二代”去承接基业，并发扬光大。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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