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举办“富二代”培训 助推民企掌门人接班潮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温州：政府助推财富接力

　　在中国企业传承中，子承父业一直被认为天经地义，这一点如今也被各地政府不断地引申和推动。温州市人事局牵头举办的“富二代”培训，旨在助推温州民企掌门人的接班潮，同时，也是对温州经济结构转型路径的一次探索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温州)

　　23岁的温州小伙子戴煌看起来与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他在温州一家生产紧固件的民营企业当工人，每天穿着工作服打卡上下班，月薪1000元，喜欢打篮球、乒乓球和看玄幻小说。

　　戴煌工作起来还算努力，进入工厂才短短一年，他右手食指的指甲在与冷镦机的频繁接触中就已经变得有些畸形了。车间里的同事在下班后也会跟他一起打闹，却很难仅仅将他作为普通工友相处，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家年产值5000万民企的老板之子。

　　在童年时代，戴煌见证了父亲扛着150斤货物，乘火车从浙江一路站到东北的辛苦，这也让他直接体会到一个企业的创业之难，催生了他子承父业的责任感。

　　2008年11月底，戴煌的父亲在温州紧固件协会的例会上听到一个消息，市人事局牵头办了个“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媒体报道里，它被称为“富二代”培训班。虽然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学的专业就是国际贸易和商业管理，但父亲还是帮戴煌报了名。

　　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推力

　　像戴父这样严于教子的民营企业主，在温州并非多数。温州市人事局2008年启动了一项针对民营企业人才现状的调研，温州民营企业主的普遍忧虑是担心企业后继无人。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老板突然生病三个月，企业会怎样？”反馈回来的答案大多是：“会垮掉。”

　　这引起了人事局局长王益琪的重视，针对民营企业开办的后备人才培训课程也由此发端。关于民营企业家对于温州的意义，王益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话，“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而反之，则是让王益琪万分忧虑的一个背景——“温州经济总体下滑风险正在逐步集聚和显现。”这是温州市统计局在2008年上半年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温州经济已连续多年出现下滑的迹象。“最早发现下滑趋势是在2000年。”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仁寿说，“当时很多数据表明，不管是从发展速度，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对温州来说，都开始进入了一个滞缓期。”

　　“温州老底子以轻纺业为主，工业化转型又没有抓住机遇，导致这个城市的经济很难转型。”张仁寿说。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到7、8月份更是跌至倒数第一。至2006年，温州生产总值1834.38亿元，同比增长13.3%，其GDP增速已经低于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居长三角城市第15位，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位。

　　隶属于人事局的温州市人事局干部培训学校校长吴延风说，“王益琪局长希望把培养民营企业主的企业家才能作为抓手，推动实现温州民营企业的转型。”温州市人事局课题组2008年的调研报告中写到，“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国内短期培训，政府可以采取"埋单"或资助的形式进行引导、示范和推动。”

　　在此基础上，该局从2008年开始筹备“瓯江民营企业人才计划”，而戴煌参与的民企后备人才培训，则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在下属眼里“是那种做实事的领导”的王益琪，把培训班开办的时间放在了2008年底。“那时连启动经费都没着落，还是从其他人才培训项目的经费中挪了一部分才解决，”具体负责这项培训的吴延风说。

　　家族企业的接班潮

　　温州现有民营企业13万余家，王益琪推算，按照一个民企三个股东的比例，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人数为——近40万。

　　根据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在2000年的调研，这个庞大群体的年龄分布中，40～50岁的占51.3%，50～60岁的占15.8%。而10年过去，这个群体中更大比例的人即将步入职业生涯的暮年。代际交替的集中性开始体现，据推算，温州有10%～20%的民营企业面临接班问题，

　　为了吸引第一代企业主将子女送来接受为期8天的培训，人事局规定为每位学员补贴8800元，而学员自己只需要出资4000元。“这只是引导和推动之举，一旦第一代企业主认识到培训接班人的重要性，形成一种趋势，政府就从中退出来。”王益琪解释说，从2008年至今，人事局对培训已经补贴了50多万。

　　即便有了补贴学费的政策，学校一开始也面临着招不到人的窘境。“企业主并不理解政府的热心，”吴延风说，他们只能先动员熟悉的企业主参与。但更主要的方式是，向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温州各大行业协会寻求帮助。

　　“富二代”培训班有一个著名的合作对象——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2006年，茅创办了宁波慈溪“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一个培训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学校。这位著名的一代民营企业家，成功地将自己创办的家族企业传给了儿子。

　　“温州的民营企业多以家族形式存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家族企业的老板没有任期制，优势是能保持长期稳定，但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企业的接班过程往往是其非常脆弱的时刻。”

　　“由于大多数民企是作坊起家，温州企业主在创业之初往往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资金和人员作为资本，自己做老板，老婆做会计，小舅子跑供销，甚至连工人都是家族里的人，”吴延风分析说，“温州大多数的私营企业主很注意将企业控制在能掌控的规模之内。相对于资本市场运作，他们更愿意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实业。”

　　这种“麻雀模式”对企业传承的影响是，对外人的普遍不信任，很少有人愿意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浙江大学博士张兵，在2004年对浙江133个家族企业掌门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接受调查的家族企业主当中，47.3%选择了“具有职业经理人素质的家族成员”作为企业接班人，25.2%的人直截了当选择了“家族成员”。两项合计，占到72.5%。企业那本难念的经

　　亲手掌控一个企业，利用自己的才能做好成本控制、人员管理——对于戴煌而言，是吸引他接手父亲企业的原因之一。但在此之前，他不得不面临着与哥哥的竞争。“老爸觉得我比较外向，所以放到厂里磨练一下，而我哥偏内向一点，所以就跟着他做销售。”戴煌说，“最终谁能接班，他也在观察。他总是说，这个企业不是我们家的。”

　　用心良苦的戴父送了他一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戴煌对康熙从童年到亲政的过程读得很仔细，他的读后感是，当太子的阶段，秘诀就一个字：忍。

　　在工厂干活，指甲缝里沾满油污的戴煌，把自己当成普通工人。他必须虚心地向工人们学习技术，以应付父亲随时提出的技术提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站在老板的视角，发现一些管理上的积弊，比如提倡管理人员下车间时，他会观察办公室的管理者有没有洗手。当然，他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在厂里说出来，而是选择回家与父亲交流。

　　“这不比考试，毕竟要对100多人负责，”戴煌并不讳言自己怕做不好，“40%都是9年以上厂龄的老员工，很多人全家都在这里工作。”帮助自己克服了畏惧感，这是他在为期8天培训后的收获。今年年底，他即将离开车间，开始另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本核算和报价。

　　和戴煌在同一个培训班的金晶，收获则要直接得多。这位石化设备民企的少主人今年37岁，在决定报名前，刚参加完中国人民大学在乐清办的一个MBA班。从人事局网站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他扫了扫这个后备人才培训班的价格，发现自己只需要出4000元，于是决定去试试。“如果12800元全部得自己出，我可能不会去。”金晶说。

　　这家创立于1989年的石化设备企业，已经10年没有大的发展。原因在于，金晶与大哥的理念分歧：技术出身的金晶坚持投入巨资做研发，以维持企业在专业领域的技术领先，而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却遭到了大哥的反对。种种分歧经年累月地叠加，把兄弟俩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连股东会议都没法开，“股东内部有分歧，银行也不敢放贷款。”

　　在开学后每个同学的例行发言中，金晶向大家坦陈以上问题。而茅理翔的现身说法给了他直接的启发。茅的“口袋论”被认为是明晰家族企业内部产权的典范：钱最好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导致企业和家族的分裂。

　　作为经典案例的主角，在慈溪的集训中，茅理翔向金晶们讲述了自己的操作方式：把自己生产点火枪的企业传给儿子，并放手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孕育出一个品牌以避免低端无序竞争；同时另划资金给女儿与女婿创业，产品与儿子的公司形成互补；此外，没有确定为接班人的家族成员也被分流，以免产生内部之争。

　　“这10年里我们一直想分，但都下不了决心，也没有一个理论基础，”金晶说，茅理翔的指导给了他一个样板，他将超出大哥持股比例的资产划给了大哥另行创业，“长痛不如短痛。”

　　“富二代”背后的“一代”身影

　　根据茅理翔的经验，如何处理好与父亲的关系，是“富二代”们所共同面对的一大问题。对此，茅理翔给出第一要诀是：对父亲要尊重，绝对的尊重。

　　在方太集团，茅理翔的办公室与儿子茅忠群是里外间。金晶分析，以方太为例，看似已经退下来的茅理翔，其实还在发挥着看不见的作用——维持与各方面的关系，这恰恰是工科出身的接班人茅忠群不擅长的。金晶举例说，就在10月份，茅理翔的学校在慈溪举办全国同学交流会，当地的领导悉数出席，“这是茅理翔几十年来积累下人脉的一种体现。”

　　“他们这一代，从小衣食无忧，家中的资产足以让他即便不通过个人努力，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很难有动力接手家里的企业。”学员黄剑峰的母亲金丽丽感叹说。31岁的黄剑峰只有初中文化，从部队转业后曾想涉足娱乐业，对家里年销售额达2亿的钢铁生意并无兴趣，当时虽然勉强进入了公司，却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

　　金丽丽的办法是，给他几十万元当本钱，试着投资一下股票和期货，以了解抽象的市场变化。金此举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她所在的钢铁销售行业，制定价格是最为关键的一项企业家素质。对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反应越敏锐，就越能在市场价格走下跌前减少损失，在价格上涨前后获得利润。

　　这位小学文化的母亲，在采访中数次强调自己“没什么水平，怕讲不好”。但她的办法似乎成功刺激了儿子对于做企业的兴趣，“他开始在股市上赚了一点，后来亏了，总体来看打了个平手，可能这个价格起落的过程让他觉得很有意思。”黄剑峰自己的说法是，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认文化比较低的黄剑峰很享受野外拓展和上营销课时的乐趣，还担任了班里的组织委员，除了通过同学QQ群聊天，他也乐于召集同学们出来坐坐，各自的企业、宏观政策、油价电价、社会时事，都是他们的话题。

　　在中国企业传承中，子承父业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如今也被各地政府不断地引申和推动。

　　此前，一个被广为提及的例子是海鑫集团：海鑫集团创始人、2003年遇害身亡的李海仓，没有遗嘱，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作为指引，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当地县委四套班子的干预下，李的老父亲通过家庭会议指定李的小儿子、22岁的李兆会接任董事长。

　　如今，不只是温州，各地政府都试图在民企接班过程中做得更多。在江苏，今年8月，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的“富二代”培训计划，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富二代”接班人。

　　温州市人事局倒没指望在温州民企间有相同的影响力，但王益琪坦承，温州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高，土地、人才和市场有限，这导致不少民企在做大后将企业迁往杭州或者上海，他们在开办培训班的过程，客观上也是在拉近与民企之间的情感，“培养他们对故乡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