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公布城市上班耗时报告 市民质疑其科学性

北京环线的交通信息提示牌上显示“车多行驶缓慢” 新华社资料图片

　　综合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报道

　　近日公布的一份《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对内地50座城市上班花费时间进行了排名，北京以52分钟居首，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广州市民，得出的上班花费时间平均约45分钟。但也有市民质疑报告的科学性。

　　《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是由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牵头，组织多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完成的研究成果。

　　■内地上班族上班耗时领先全球

　　报告中称，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公司日前对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内地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这项调查显示：中国内地上班族上班平均需要时间为42分钟，其次是印度，39分钟，而美国和加拿大排在第9和第10，分别只需要23分钟和22分钟。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内地城市的拥挤是导致上班用时过长的一个原因。

　　据称，《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选取了我国内地的50个主要城市来计算，上班平均花费时间是综合5个方面的因素计算出来的：产业人口分布、平均上班里程、人均道路长度、城市交通立体率和公共交通出行率。为准确反映各城市不同人群上班的花费时间，上班族的交通方式分为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和小汽车等几种。

　　■内地5大城市上班耗时40分钟以上

　　报告显示，在我国内地，上班平均花费时间位居前四位的是北京（52分钟）、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上班平均花费时间在40分钟以上的城市有5个，30分钟以上的城市有17个。

　　牛文元教授认为，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说明，城市化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交通流量需求；交通发展跟不上城市化；时间表还体现了现行的城市交通状况、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统筹城乡过程中，如何克服城市率的问题。

　　■市民案例一：住郊区路途遥远耗时多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居住、工作区域不同，交通方式不同的市民，他们平均的上班时间为45分钟。

　　云姨家住海珠区南洲路，处于市区最南端，但上班的地方恰在广州北端的白云区黄石东路，距离其住所将近30公里。之所以将房子买得那么偏远，主要还是考虑价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天花大把时间在上班的路上。

　　云姨上班有几种选择，最理想的方案是搭乘楼巴，可楼巴常常满座。云姨只能倒两趟公车，花40分钟到珠江泳场站下车，在总站乘36路车至黄石东路。一般情况下，这段路都不会太堵，云姨花费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约为1小时50分。

　　在人民中路上班的陈欣住在白云区乐嘉路。按理说，最方便的上班方案就是在楼下乘58路到海珠中路。从地图上看，这段路程只5.6公里，8个站。但是，一进入窄窄的海珠北路，车子就慢了下来。陈欣上班少不了要一个小时。

　　■市民案例二：道路通畅省时间

　　郑和均是有车一族，住在五羊新城的他工作在广州大道南洛溪大桥附近，一般20分钟之内就能回到单位。“早上广州大桥北往南基本都不会塞车。 ”

　　王君住在天河员村山顶，上班地点在烟墩路，顺利的话45分钟可以回到单位。 “有多路公交车可以到东山口，一般5分钟以内就能等到公车，车上大概25分钟，但下车后还要步行15分钟。 ”王君说，黄埔大道近期施工基本完工，路况通畅了很多，上班很少超过50分钟。

　　■市民案例三：换乘地铁较保险

　　卢娜住在海珠区江燕路，上班地点在林和东路，她选择公交车换乘地铁的方式上班，“如果步行15分钟，有直达的线路可以回公司，我以前试过这样乘搭，但是时间不好控制，有一次迟到后，我就选择转地铁了。 ”现在卢娜要乘公车到江南西转二号线再转一号线和三号线。“乘地铁也不一定就准时，去年我就碰过三号线出故障的情况，有了经验后赶紧出地面步行。 ”正常情况下，卢娜40分钟能从家回到单位。

　　■市民质疑：报告是否科学

　　“广州上班耗时48分钟，我觉得较合理，但问题是北京、上海的城区面积比广州、深圳大很多，上班耗时相当，会不会调查不够科学？ ”市民黄新亮在北京上的大学，之前在深圳工作过，他认为，“除非都在轨道交通沿线居住和上班，否则北京的上班平均耗时很难在1小时以内。”多名社情民意调查和城市管理专家表示，很难评价报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网友评价

　　北京网友“只取一瓢饮”：我和我的同事上班可能只有2-3人能够达到52分钟，大部分都要在90分钟以上。

　　网友“cCchina”：深圳 46分钟坐车肯定不可能，大约关外200万的人口到关内上班。等车最少20分钟。

　　“21号·半成品”：我在上海，每天上下班3小时20分左右。

　　中产个税负担沉重 制约收入增长

　　□据人民日报报道

　　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 “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陈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

　　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 过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

　　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调节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 ”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

　　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

　　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新税种。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