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王向前 马静
编者按
一个馒头,可以引发一场血案;一个失衡的灵魂,也可变成令人恐怖的“恶魔”,操刀指向无辜生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矛盾却在暗流涌动,我们不禁要问:当下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在今年一系列校园惨案发生后,温家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但要加强校园安全建设,也要着手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哪些?这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转变领导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正如卢展工所说,群众可以多看成绩、多看好的一面,领导干部则要更多地看问题、看不足,更多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人均GDP
3000美元带来的困惑
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的出现,让各界不约而同都开始思索,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纪德尚说,中国的变化,很大,确切地说,就是当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而在转型中,就会有变动,有利益的相争,有众多矛盾的产生,“这是看问题的大背景。”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矛盾凸显时期。
而我国,自改革开放30余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9.8%增长率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以超乎意料的速度迈进了经济大国门槛。
早在去年初,就有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对外界宣布,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3000美元。
对此,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更复杂的局面,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环境急剧恶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拉大,等等,这些都是这一阶段容易激化的社会矛盾。
“其中,最容易成为经济发展阻力的就是贫富分化矛盾。”他称,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 贫富分化处理好了会促进经济发展,处理不好经济增速会放缓,老百姓要倒霉的。
经济成就很大
社会矛盾很多
用茅于轼的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预料的同时,社会矛盾和问题之多,也出乎意料。
这使得新阶段的中国,具有了新的特征。
对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写道: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之初,社会普遍的认识是,当时中国面临诸多矛盾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与经济发展落后,搞好了经济建设,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如今,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少了,反而多了。
课题组举例,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显现,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5年,增加了近10倍。
2008年以来,以贵州瓮安事件、吉林通化事件等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呈现蔓延趋势,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
这正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凸显期”。
“课题组”也下结论:“经济建设成就大,社会矛盾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民生是重中之重
利益是矛盾根本点
那么,当下社会,问题主要存在哪些方面呢?
纪德尚说,民生问题是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利益之争是现今社会矛盾问题的根本点。
具体的说法,则要从中国社科院主编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寻找。这本书对这两年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样概括的:
1 中小企业处境艰难 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贸易锐减,吸纳就业较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尽管2009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解危脱困,但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等诸多问题,这对就业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外,根据有关部门检测,在所有求职的失业人员中,应届高校毕业生所占比重为9.6%左右,因此,对未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要有充分的估计。
2 收入差距依然突出,扩大内需受困 从收入方面看,200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差4~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整体收入增长。
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同时,内需仍然不振。
据调查,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率呈现随收入增长而递减的规律,中低收入家庭过低的消费率和过高的储蓄倾向,主要还是受收入状况的限制和子女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大额消费预期的影响,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
3 部分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劳动争议多发
2009年上半年,仅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到近17万件,与上年相比增长30%;而且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已经成为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增长幅度最快、涉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社会关注最多的案件类型。
在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劳动争议仲裁和法庭受理案件数的增幅,低的在40%以上,高的超过150%。
其中,农民工是提起劳动争议最多的雇工群体,他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
4 经济类刑事犯罪频发 非法传销活动猖獗
以去年为例,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新型犯罪继续增多,犯罪的智能化、暴力化、组织化特征日益突出,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网络诈骗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犯罪形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除此以外,2009年引起社会热议的涉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治安问题中,最突出的是非法传销活动。
5 群体性事件影响广泛 环保引发的事件增多
2009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仍然呈现数量增多的态势。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有的属于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
此类群体性事件的诉求,多数以民生和经济利益居多,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对抗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
根据环保部门的分析,在21世纪以来发生的全国十大环保事件中,发生在2009年的竟有6起之多。
此外,群体性事件更多地以“集体散步”、“集体购物”、“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等形式来表示抗议。
“社会蓝皮书”绘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地图”,可是,究竟是什么让矛盾几近点燃,使潜在可能成为一件件惨案?
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可新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新旧断层中,作为个体的人容易失衡。人的失衡源于制度的失衡,制度失衡中,表现最明显的是政策不力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化。
解析
政策失衡下的贫富差距
5月21日,国内一学者撰文分析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分配政策失衡四大表现。
文章最后称,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我国在分配政策失衡情况下,已经导致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 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首先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文章称,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
其次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再次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最后
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根源
社会结构变动滞后的痛苦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与机会配置的效率优先,并非总能导致公平的实现。也就是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总会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变动。
“一旦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动,而且社会结构本身内部存在不协调性,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具体说,就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建设受到某种程度忽视,资源配置明显不足,社会结构调整因此而明显滞后。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体制(如户籍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一些政策(如分配调节政策),也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调整,这都不同程度造成或加剧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和机会获得的不公平。
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导致社会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演变脱节,社会成员的发展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是想当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发展的资源和机会难度加大,导致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而且这种滞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到底滞后社会经济发展多少呢?课题组综合诸多指标后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激化
维权、泄愤和骚乱三种方式
采访之中,所有受访对象不约而同都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作为这两年社会矛盾演化的一个主要指标。
而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建树颇多。
他介绍,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情况严峻。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他将目前出现的这些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三种类型。
维权,这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不论农民、工人还是市民,维权都是为了争取利益。
泄愤,这类群体性事件,以湖北石首事件最为典型。
这类事件的特点之一是:参与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现象的不满和怨恨,以发泄为主。
第二个特点是:无组织动员,突发性极强。因一些偶然事件引起,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征兆,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来得快,去得也快。
第三个特点是:无权威信息。
第四个特点是:无规则底线: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骚乱,它和维权、泄愤事件最主要的区别是,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针对的也是侵权人和政府,而骚乱则会涉及无关人员,如2009年发生在新疆的“七五”事件。
观点
所有矛盾都围绕着利益
纪德尚教授认为社会矛盾的根本点在于利益之争,中央和地方争利益,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争利益,等等。
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也持相同看法,并且,他认为利益相争的维权斗争引发的事件,是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之一,比例占到80%以上。
在他眼里,维权活动涉及农民、工人和市民三个群体。
对于农民维权行动,他认为,2004年之前,农民维权行动主要是抗税斗争,不上缴皇粮国税。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农业税的取消,2004年至今,土地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在研究工人维权时,他发现情况比农民维权情况复杂。因此,他选择了200起工人维权事件作为案例分析。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
不过,工人们两个最新的抗争方式引起了他的注意,即散步和旅游。对于这种行为的定性问题,他最近正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现象日趋明显。”他说,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集团职工举行罢工,并将搞资产赚并的民企高管殴打致死,这都值得当政者警惕。
目前主要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类型/特征 行为目的 行为指向 是否暴力
维权事件 具体的利益诉求 公权机关和侵权者 不一定有暴力
泄愤事件 无明确的利益诉求 公权机关和侵权者 有暴力
骚乱事件 诉求复杂 公权机关、侵权者和无关者 有暴力
2003年6月以来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的原因
原因 国企改制 拖欠工资 社会保险 破产安置 税费问题 劳动时间 贪污腐败 殴打工人
数量 75 47 21 18 13 12 10 4
占总数% 37.5 23.5 10..5 9.0 6.5 6.0 5.0 2.0
(责任编辑:刘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