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为《暴力拆迁与暴富拆迁》, 认为不论暴力拆迁或致富拆迁,都是中国高房价时代的产物。
去年底到北京友人家去玩,适巧让他们家的司机请了一次客。友人夫妇是商人与公务员的组合,家住五环外的别墅。当天午饭时间友人说,下馆子去,司机S兴致勃勃要请大家吃饭。
记得腼腆的S先生很大方,点了烤全羊等一桌子丰盛菜肴。听他们介绍,他因为拆迁获得可观补偿,手上一下多了逾百万元人民币,还分到回迁房。由于中国发展与城市扩展,城乡结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被开发改造,司机先生以及他家附近村子的居民全发财了。
近期看到舆论界展开讨论,我才发现上述现象并非孤立。在北京朝阳区的大望京,郊区通州、大兴、平谷等区多个村镇,还有河南郑州城中村、云南昆明城中村、深圳岗厦村等地,都在缔造拆迁致富的传奇,以致媒体上出现了“拆迁富翁”、“拆迁暴富”的新名词。其中有的故事令人咋舌,例如经过两年拆迁谈判的深圳岗厦村改造,预计将催生一批千万富翁以及若干亿万富翁。
在中国报章上阅读这类新闻,很难不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超现实感。在这片土地上,有人通过拆迁一夜暴富,同时有人因抗拆抗暴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事实是,这些年被迁者与拆迁队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去年11月成都唐福珍自焚的惨烈事件社会仍记忆犹新,但是在学者上书要求政府修改拆迁条例以后,暴力拆迁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不论暴力拆迁或致富拆迁,都是中国高房价时代的产物。房价的节节攀高造就了拆迁大潮的不可扭转,但是“暴力”与“暴富”形式的差别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与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更多地分给了资源原来的使用者;而在前者中,公权力将这些利益更多地归于自己与开发商。应该承认,使用撒钞票的手段拆迁,在文明程度比推土机拆迁更值得肯定,但是这种“文明的演进”同时反映了官方对“维稳”信心的脆弱与进退失据。出于对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的恐慌,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用阔绰补偿金“买平安”,这个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合理,其中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能够负担高昂拆迁费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地方,它们的大手笔却会加剧大多数被拆迁户的不平等感受。这些问题来源于拆迁补偿标准的缺失,也说明社会管理依然是政治而非法治当头。最终,暴力拆迁与暴富拆迁冰火两重天的光怪陆离现象,是对公平正义的另一种扭曲,在解决回避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埋下其他隐患。(记者: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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