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上的“敏感”生意:取决于政治气候变化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边境贸易的好坏，更多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

　　本刊记者/王维博 刘炎迅(发自丹东)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生活在中朝边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更是如此。多变的时局之下，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的一位处长，他翻开口岸统计数字表介绍说，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10万辆车次，即使在第一次核爆(2006年)过后，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王俊说，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没有对整个中朝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

　　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发布《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警察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丹东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因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毁而停止。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文革再度搁浅，1970年7月，“双方结清最后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最后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务院下发国发33号文件，鼓励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在易货前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原先国家在粮食燃油方面是限制的，不仅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还进行许可证管理。33号文对这些放得特别宽，包括许可证等都取消了。”该人士说，丹东对朝贸易得到了发展。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韩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新文件再次重申许可证、经营资格等管理，与33号文件相比，政策又开始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介绍，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

　　该处长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每次去之前，他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就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

　　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攒下几千万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

　　不仅是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也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故事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侨做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尽管程序简单，但是李良兵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可靠的人脉在投资朝鲜时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也帮助一些企业和朝鲜方面联络。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欠款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说是“人已调走”。

　　有了太多自己和他人的前车之鉴，李良兵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即使这样，做边贸生意风险仍然极高。

　　“出了事也不知去哪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讨债，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

　　而且，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而这些招待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

　　与李良兵公司规模相当的对朝贸易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郭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的制约，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远没到高潮期。

　　政治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商会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东头疼的地方，他最怕朝鲜闭关。2006年那次朝鲜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也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他们的政策时常调整。”高新力说。作为一个丹东的边贸元老级人物，高现在已经“上岸”，担任辽东学院经贸专业的教授。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多位边贸商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要求匿名，“满大街都是朝鲜人，谈论这些敏感话题容易引发他们的反感，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无法和他们做生意了。”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去年朝鲜实施货币改革以来，同样影响了李良兵的生意。朝币急剧贬值，“已经没有汇率”，导致贸易无法结算。

　　一位长期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三点生意经：一看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看人口流动，对人员进出境管理的松紧程度则显示了其国内的开放与稳定程度；三看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使在朝鲜货币改革之前，朝鲜的生意也受着其国内的影响。从2005年以来，朝鲜货币一再贬值，最初的25元朝币兑换1元人民币，至2009年年底，朝币在黑市的价格跌到700至800元兑1元人民币。朝鲜新币兑换旧币的比例为100∶1元。新币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7∶1左右，但是一个月内，这一比率一度在黑市上跌到300∶1。

　　现在朝鲜粮食缺口较大，丹东市外经贸局的上述处长说，朝核危机以来，国际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大幅减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朝鲜各大商社就开始四处想办法。

　　该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丹东企业得到中央的额度也就每年两三万吨，配额之外，朝鲜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向民间购买。

　　这位处长介绍说，在洽谈业务的时候，不少朝鲜商家都直接告诉他，下次来朝鲜，多邀请些建材和矿产设备企业来。

　　显然，面对国际上的封锁，朝鲜希望在对外贸易中靠更多的资源来换取外汇，而朝鲜首先需要运输设施及矿产设备进行开发。

　　“开放”猜想

　　与边贸商人不同，政府官员则对朝鲜的开放信号充满兴趣。

　　在丹东，朝鲜租借两座岛屿给中国企业开发的计划仍被坊间热议，而新的跨鸭绿江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显然，地方政府官员对大桥的建设充满期待，丹东市长赵连生在早些时候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新建一座鸭绿江新大桥，将对中朝贸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赵连生介绍，目前，中国出口对朝的贸易中，70%的货物经过丹东口岸进入朝鲜。对朝贸易出口，占整个丹东市出口的1/3还多。

　　赵连生感慨说，以前的丹东从未这样受到世人的瞩目，“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新大桥的建设”。

　　地方政府不仅在基础建设投入和对外贸易方面满怀期待，也在积极争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同时将新建一个国际商贸城。“我想说的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把丹东建成第二个深圳。”

　　被坊间传言将被中国企业租用的朝鲜威化岛，目前是一个生产合作社所在地，有几座二层小楼，剩下的是成片的农田，用来耕种苞谷等农作物。另一座计划开放的黄金坪岛上，则完全见不到人烟。

　　据接近朝韩经济合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新义州经济特区开发计划流产之后，朝鲜即开始推进将威化岛和黄金坪岛开发为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朝方考虑将黄金坪岛发展成为农畜产品加工、水产品渔场、渔船修理等项目的中心。而威化岛则准备发展农畜产品流通中心、生活用品工厂、流通中心和旅游休闲设施等项目。

　　国际社会一种乐观的猜测是，朝鲜或将效法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对此，赵连生说，合作开发岛屿属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属官方行为。

　　事实上，早在1991年底，朝鲜已宣布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制定相对独立的法律，开始搞特区建设。但时至今日，该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类似的情况在随后成立的开城、新义州特区同样存在。

　　不过，丹东外经贸局的上述官员却稍显谨慎，“朝鲜的体制很特殊，不会轻而易举走开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