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十多天来,一个帖子在网上引发热议。发帖人自称“与老公结婚3年多,老公的父母盼抱孙子,但我不想10月怀胎再去制造一个‘穷三代’”。原因是嫌丈夫的月收入太低,不能给孩子一个良好成长环境;而自己对未来没有信心,也没精力做母亲,现在首要任务是生存。此女被冠以“嫌穷女”之名,遭到很多人抨击。
理由可想而知:“现在穷,不意味着一辈子穷”、“不能把穷富作为生育与否的标准”……这些话当然对,但在一个“首要任务是生存”的人面前是否有说服力,则让人生疑。而这样一个讨论能引发十几万人的关注,实在因它撩拨了这个时代里一群年轻人的困境。那些“孩奴”与欲做“孩奴”而不得者,当他们把惧怕“制造穷三代”说出口的时候,让人不免神伤。
不愿制造“穷三代”,不仅仅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品问题,更是个严肃的社会心理问题。就在15日,零点公司发布“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显示,在目前未生育子女的受访者中,不论城市、县城还是农村,都普遍认为 “有一定经济基础”、“有自己的住房”是生育子女的两大前提条件。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西安、武汉、哈尔滨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
多年以前,生孩子就如同添双筷子,谈不上什么成本;多年之后,生孩子就如同往自己的肩上放一座山,成本大得让人望而却步,甚至出现了生育给生存让路的“被丁克”者。“丁克”是一个产生于西方家庭的概念,但人家那是建立在有经济基础、有生育能力却主动放弃的基础上,主动拥抱“二人世界”,但“被丁克”显然偏重于一种“不得不”的无奈。如果是基于自由与舒展的“丁克家庭”,我们或许要送上祝福;如果是生存压力之下的“被丁克家庭”,我们又能送上什么?
尽管我们可以口头谴责 “嫌穷女”,却不能用道义代替她现实的选择。这种生育惧怕从何而来?恐怕正是来源于无奈现实的困境与感知。“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曾几何时,这样一个“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的“×不起”歌谣在坊间传唱。它只是在自我调侃吗?调侃之余,又有多少人体认了这种苦果被鲜活个体吞咽的酸楚与无奈?
这一代人的困境,不能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一个基础的公共平台,正是要把每一个公民放置于平等的台阶面前,这才是公平与正义。但从惧怕“制造穷三代”的恐惧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可怕的“传承”,看到了这种传承面前某些个体的绝望。这也警示我们,与国民增收同等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加强公共改革,降低国民的生存成本。孩子可以成为家长奋斗的动力,却不该成为过度焦虑的根源。
温家宝总理在14日召开的新一代农民工座谈会上,有一个打动人心的讲话:成家立业、买房子、生孩子,这是年轻农民工遇到的新问题,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或许,成家买房生孩子,不仅仅是年轻农民工的问题,也是一代年轻人遭遇的困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缓解困顿,只能寄希望于深入的社会改革;而让民众从“众奴加身”的境遇中释放出来,起码要从不被扭曲的从容生育开始。